历史理论的新视野与自由主义全(6)
2014-07-06 01:06
导读：某些在上可能从未有过的新专制主义也许会出现在未来，这些新专制主义如果出现，肯定是由两种不同的人创造的，一种是尽管实行自由主义，但由于文化
“某些在上可能从未有过的新专制主义也许会出现在未来”，“这些新专制主义如果出现，肯定是由两种不同的人创造的，一种是尽管实行自由主义，但由于文化原因经历了长期经济落后的人民，另一种是在资本主义竞争中取得非凡成就的人。”⑥福山认为这些新专制主义以亚洲最具有典型意义，故有时又称为“亚洲新专制主义”，第一种情况表现为西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第二种情况表现为东亚威权主义（或集团主义）。 第一种现象，福山认为，“即由于经济失败产生反自由主义的学说，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当前的复活，“可以被视为穆斯林世界普遍对非穆斯林西方保持他们的尊严时所遭受的失败的一种回应”。⑦许多伊斯兰国家，也曾勇敢地面对那些拥有军事优势的欧洲国家的竞争，“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全力以赴实行化，效仿西方那些被认为是保持竞争力所必需的做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样，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规划都试图把西方理性主义的原则引入生活和各个方面，从经济、行政管理和军事，到和社会政策。”⑧土耳其凯末尔（或译为基马尔）的规划最为系统，“伊斯兰世界从西方引进的最主要的精神财富是世俗民族主义”，埃及纳赛尔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社会党的泛阿拉伯运动就受到了这种世俗民族主义的巨大。但西亚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除土耳其外基本上是不够成功的，这使伊斯兰传统文化“受到西方价值的最严峻挑战”，从而导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活，福山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活只是一种更陈旧、更教条的价值体系的返祖式复活”，这种复活“只能从伊斯兰社会的尊严在西方的技术和价值面前的双重失败来理解。它不仅未能把其传统社会坚持下来，也没有在仿效西方方面取得成功”。① 第二种现象，“经济自由主义和上某种家长式专制主义的结合”在东亚地区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山称之为“美国和法国（式）自由主义全球化眼下面临的最大挑战”。 为何东亚的成功构成对西方价值的最大挑战？福山认为东亚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导致了东亚的“自我意识膨胀”，即把东亚的经济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功于东亚文化的优越性，福山认为东亚文化的内在价值是“集团意识”或“集团主义”，而集团意识或集团主义却是由家长制而来的一种“极度排外”的、“非理性”的“顺从意识”，本质上是一种专制主义，这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或者说自由主义价值观相抵触，尤其是这种具有“强烈的工作精神”的集团意识或集团主义一旦与“自由经济”相结合，即产生了奇妙的效应——“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史无前例的繁荣”，这构成了对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空前的和最大的挑战。 福山对战后的东亚现代化进程进行考察后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其他亚洲社会多年来曾向美国和欧洲看齐，视其为现代化社会的样板，并相信它们必须全盘照搬从技术到西方的管理经验，甚至西方的政治制度，以此来提高本国的竞争力。然而，随着亚洲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亚洲的自我意识也在膨胀，亚洲渴望世人承认：他们的经济成功归功于向西方的和借鉴，还要归功于亚洲的社会坚持自己的文化中某些传统（如强烈的工作精神）和他们的对外开放政策。”③福山进而认为东亚社会是一个儒学社会，与欧洲和北美相比，政治权威在东亚有着特殊的背景，即由父家长制权威发展而来集团认可意识不仅“对保持工作精神非常重要，同时作为政治权威的基础也非常关键”。④福山认为东亚集团主义意识表现为一种巨大的顺从压力，“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儿童从小就受到这种顺从的熏陶”，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必须服从托克维尔称之为‘多数的专制’，或者确切地说，就是所有个人必须服从大小各种社会团体中的多数。”⑤福山觉得这种东亚集团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的依附和顺从意识，也是一种封闭性的排外意识，从而最终滑向专制主义，因为它抵制和消弭反叛意识、自我意识、自尊意识、开放意识、创新行为和言论自由。福山强调，对集团一致性压倒一切的强调最终导致：“在许多亚洲社会，个人对多数人共识的全盘否定的习性会被视为一种精神失常。”⑥福山举日本为例，他说：“虽然日本的宪法和制度像美国一样承认个人的权利，但日本社会倾向于首先认可集团的权力。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个人只要属于某个已建立的集团并遵守集团规则就具有尊严。但是，每当他在集团内部主张自己的个人尊严和权利时，他便遭到社会的排斥并丧失其身份，就像传统专制的暴君被推翻一样。”⑦福山洞察日本的家庭和社会的关系，他说：“在日本，个人最崇拜的集团是他的家庭，而且父亲对孩子充满父爱的权威是全社会权威关系的最原始的模型。”①福山对日本的民主政治也有着独特的解读，他说：“在美国人或欧洲人的眼中，日本的民主看上去多少有点专制主义。国家中铁碗人物不是自民党内部的高级官僚就是内部派别的领袖，这些人不是通过民众的选举而是依靠自己的文化背景或通过重要人物栽培才登上如此高位的。所有影响集团利益的重大都由这些人来决定，很少征求选民或民众的意见。从根本上讲，这种制度是民主的，因为它形式上是民主的，即符合自由主义制度所规定的定期多党选举和保障基本权利的标准。”②福山实际上认为日本式的民主是外民主而内专制的。战后自民党长期的一党独大制度，即福山所谓的“家长制式的一党专政制”③，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日本人民的选择、日本社会的选择或者从根本上来说是日本文化的选择。福山说：“也有人认为，日本为什么能实行家长制式的一党专政制，其原因不是因为自民党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把自己强加于日本社会，而是日本人民自己选择用这种方式被统治。日本现行的治道制度反映了植根于日本集团主义文化中的一个广泛的社会共识，这种文化对公开的或多党轮流执政感到深切的不自在。”福山认为“由于在绝大多数亚洲社会对集团一致的要求有着广泛的共识，因此在这些地区专制主义公开实行不足为奇。”④福山感到“新亚洲专制主义”之所以大行其道，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言，有两点重要的原因支撑着，一是“不仅能与亚洲的儒教传统相结合”，二是“更重要的是，它比自由民主制度更适用于持续的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它理直气壮，认为这并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一种优于自由民主制度的社会制度”。⑤ 福山认为东亚集团主义可能会给亚洲社会带来五大恶果，一是连最温和的个人意见也会遭到拒绝；二是限制了妇女走出家门就业的机会；三是消费者几乎没有什么权利，必须接受他们没有什么发言权的经济政策；四是极端的条件下会成为滋生民族沙文主义和战争的温床；五是会导致高度的社会机能失调，如移民问题等。⑥ 福山把东亚集团主义称之为“传统的亚洲价值”，他认为从长远来看，这种传统的亚洲价值观面对现代消费至上主义浪潮的冲击“总有一天会崩溃”。不过，福山对此显然感到有点信心不足，他认为“这种变化过程过去十分缓慢”，原因可能有三：一是“亚洲社会具有某种其成员很难放弃的力量”；二是“特别是当他们目睹其他国家实行非亚洲传统的社会制度并不成功时更是如此”；三是西方国家缺乏共同体意识所造成的社会问题。⑦ 关于东亚现代化的未来，福山认为有“两个截然相反的发展方向”，一是沿着西方的自由民主道路前行。也就是说，“随着世界主义不断强化和人口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亚洲会继续吸收西方普遍的、互相认可的理念，进一步推广体制上的自由民主。集团主义的重要性作为精神的体现源泉肯定会淡化。亚洲人将更看重个人的尊严妇女的权利和个人消费，人的普遍权利原则将会深入人心。”⑧福山举韩国、、日本的体制化民主进程来说明这一点。二是“技术经济理性主义与家长式专制主义相结合的、反自由主义的、非民主的社会制度”赢得市场。福山极其担心出现这种可能性，因为这将使西方价值和自由民主制度面临最危险的挑战。福山认为有六大因素会导致这种可能性，其一，“如果亚洲人坚持认为他们的经济成功归因于自己的文化，而不是从西方引借的文化”；其二，“如果欧美的经济增长不如远东的经济增长那么强劲”；其三，“如果西方社会继续像家庭这种基本社会制度一样逐步瓦解”；其四，“如果欧美继续对亚洲人持不信任和敌视的态度”；其五，“如果民主的形式本身是一种西方的强加，而且与亚洲社会的成功运作不相适宜”；其六，“如果西方的经营管理技术与亚洲经济格格不入”。福山认为这种可能性已经露出端倪，“在李光耀的阐述中，以及在石原慎太郎等日本人的著作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亚洲系统地反对自由主义的开端。”福山认为“新亚洲专制主义”是柔性的、“令人尊敬的”，“几乎不会采取我们已经很熟悉的严厉的专制主义警察国家”，而是“人民愿意服从更高的权威并遵循一套严格的社会规范”，这种社会制度“也许会带来史无前例的繁荣”，但是，“它对绝大多数公民来说意味着长期的不成熟，因此是一种不完全满足的精神”。① 结论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既是一种历史理论，同时也是一种现代化理论，更不妨把它看作一种政治理论或国际政治理论，福山的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历史发展和进行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不少极富启发意义的意见，但福山亦自承认他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而非纯学术的立场来看问题，因此明显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他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看作绝对对立的两极，把作为远大理想的共产主义和作为现实模式的社会主义（即苏东式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亦把作为宏伟目标的自由民主制度与作为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等若一体。其实，“自由”、“民主”和“平等”三大原则是共产主义和福山所说的“自由民主制度”二者共同的追求。还有，资本主义对自由的诉求和社会主义对平等的渴望都不应该走向极端，否则只会与民主背道而驰。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与资，公与私，计划与市场，不能截然对立。资本主义需要公有制，社会主义也离不开私有制，资本主义没有公有制的驾驭，可能真的如福山所言，会滑向“最后的人”，社会主义缺乏私有制的调剂，则不免堕入集权主义的窠臼。另外，福山对亚洲价值和西方价值存有误解，把威权政治、等级制度、集团意识视为亚洲价值的全部内涵，而且不会发生变化，似乎亚洲价值只有优越意识，而无平等意识，故必然威胁西方价值，而西方价值则是自由民主制度的代名词，只有平等意识，而无优越意识，故担心会出现“人人平等、个个相同”却“没有理想、没有抱负”的“最后的人”的出现。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注释】 ① [美] 弗朗西斯•福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