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节性饥荒条件下农业起源问题研究(1)(2)

二、远古食人风习是促使农业发生的主要动因

在前农业时代季节性饥荒的威胁下，古人类可能选择迁徙寻找食物。但如果不能顺利迁徙或者迁徙以后依然不能解决食物供应问题的话，人类可能采取同类相食方式以图自保。有关原始人类同类相食的问题一直讨论比较激烈，中国和欧洲国家都发现有远古食人材料。食人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出现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尽管今天看起来极其野蛮荒谬，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食人风气并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不但在距今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存在食人现象，在近数百年来食人之分依然在某些地区留有孑遗。

（一）远古食人的证据

远古食人的考古材料近年发现较多，从直立人时代到晚期智人阶段都有发现。尽管这种行为与人类道德和理性相违背，但如此广泛的食人材料揭示出远古时期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人类普遍选择食人以求生存的痛苦经历。

早在1924年，达特（Raymond A. Dart）于南非汤恩（Taung）发现南方古猿后就注意到肉食在人类进化中具有重要地位，[11]（P65-66）从南方古猿遗址中存在的大量动物骨骼以及部分南方古猿头骨和颌骨的破裂现象，不能排除远古人类在猎杀动物的同时也有可能同类相食。1939～1940年，美国学者魏敦瑞研究北京人化石后认为，北京人中存在同类相食现象，他们把被食者作为猎物一般食用。伯高尼奥（F. M. Bergounioux）参照印度尼西亚西里伯岛南岸的布晋人（Buginess）分阶段处置死尸的礼俗，则提出北京人当时也实行这种特殊的葬礼仪式，为此他们在尸体干燥后取下来运进居住的洞穴中，然后敲骨吸髓。[11]（P62）中国考古学家贾兰坡也支持这一论点，[12]但学术界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

早期智人中存在食人现象的问题因法国莫拉—古尔西山洞尼安德特人骨切痕的发现而得到更为肯定的回答。[1]法国马赛大学人类学家德弗勒尔发现，莫拉—古尔西山洞里的78片尼安德特人的骨头碎片上有明显的切痕，与赤鹿骨上的切痕相似。而且从他们破碎的头骨和四肢骨可以推断，他们曾经被敲骨吸髓。而早在1983年，加拿大考古学家汤姆斯·洛伊根据远古石器上的血渍来分辨它所代表的动物种类，后来他用这种方法研究人类血渍，发现在二十五件石器上有十八件工具的血渍呈现人类免疫蛋白的阳性反应。[13]（P181）远古人类自己打制的石制工具的用途之一很可能被用于杀食同类。在德国发现的埃林斯多夫(Ehringsdorf)头骨和在南期拉夫发现的克拉皮纳头骨，都被认为是为了吃人的目的而被他人用暴力打死的。法国的费拉西头骨（La Ferrassie）的破裂痕迹被认为是被人打死后取食脑子的，但也有人认为是由于滑坡而被掩埋受伤的等等。

晚期智人遗址在世界许多地方均有发现，其中以法国克罗马农人和中国山顶洞人为典型代表。魏敦瑞在山顶洞考古工作中发现四个比较完整的山顶洞人头骨上均有凹坑、破裂或穿孔的痕迹，并由此而认为是带皮肉的头骨被锐器重击所致。[13]（P41）这就出现两种可能性，或者是斩杀的敌人头颅，或者是自相残杀。既然山顶洞人生活的时代气候趋于寒冷，严冬出现食物短缺后以同类为食也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尽管这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是一种令人憎恨的行为，但在远古人类进化的历史上又有什么事情能比寻求食物更为重要和迫切呢？

（二）季节性饥荒是远古食人的主要原因

历史上的食人现象原因极为复杂，有因饥饿而食人的，有因风俗习惯而食人的，有显示威风特权而食人的，有因仇恨而食人的。各种因素之间是什么关系学术界正在探究之中，但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任何一种现象的产生发展总要经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远古时期食物供应缺乏适当是人类生存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也是人类生存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食物匮乏时期同类相食成为人类生存的唯一选择，因此早期的食人主要因饥饿而引起。长期相沿渐成风气后，食人作为一种处理问题的手段被延伸到各个方面，如噬食战俘囚犯、取食先祖遗骸以求精神永存、部落酋长食人显示特权、报仇雪恨食人等等。这种残酷的食人风气长期沿袭，直到现代社会某些地方仍然留有食人孑遗。中国灾荒史上饥饿的灾民常常易子而食，形成震撼人心的灾荒食人文化，但却反映出极度饥饿状态下远古食人的本能重新显现，或者是食人的返祖现象。

无论北京人遗址还是尼人遗址中都发现大量的动植物残迹，尼人遗址中存在大量的赤鹿骨碎片，北京人遗址中存在丰富的朴树籽，似乎说明当时人类能够解决生活所必需的食物供应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因饥饿而食人。

在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发现的动物化石中，肿骨大角鹿和梅花鹿的化石特别引人注目。肿骨大角鹿的角多是自然脱落或正要脱落时被打掉的，梅花鹿的角则大多附着在头骨上，可能周口店的直立人在夏秋之交更多地狩猎梅花鹿，在初冬猎取大角鹿，或许在寒冷的冬季梅花鹿才会到达周口店地区生活。[14]（P29-31）因此不难推测，在几十万年前的北京人时代也存在着季节性食物供应不足的问题，远古人类的食物来源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在食物来源充足的季节大量采集猎获，在冬春季节则忍饥挨饿，艰难度日。北京人遗址中肿骨大角鹿的个体数量在二千以上，梅花鹿的数量则少于大角鹿，为一千多头，这个表面的现象并没有显示冬季北京人食物丰足，相反却暗含着冬季食物资源种类相对单一的信息。肿骨大角鹿很可能是严寒的冬季到来后北京人最主要或基本的食物，即使采集储存一部分朴树籽也仍然不能顺利度过漫漫寒冬，而在其他季节却可以捕猎梅花鹿、鼠类、獭类和双角犀等多种动物为食。至于一些食肉类动物如剑齿虎、猞猁、猎豹、中国鬣狗、狼、洞熊等化石虽然多有发现，但现代考古学研究认为北京猿人还不具备猎取食肉动物的能力，最大的可能是获取食肉动物饱餐后剩余的动物尸骨。[13]（P150-152）在冬季捕获肿骨大角鹿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北京人就有可能陷入食物危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终于开始了同类相食，并且这种极端残酷野蛮的行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得到人类的普遍认可而相沿成风。所以我们还可以由此推断出另一个结论：即使在距今几十万年前的早期智人阶段，季节性饥饿的威胁依然存在；虽然当时的气候温暖而湿润，但冬天人们还是没有足够的食品维持生计。直到晚期智人生活的阶段，这一问题又因气候趋于寒冷而变得更加严重起来。

食物资源的断绝与否不但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有关，也与生活的地域空间有关。根据现代民族学的资料，以采集渔猎为生的古人类一般结成25人左右的生存群和500人左右的繁殖群，他们随食物资源的季节性变化而经常转换生活地点，他们在一个地点的活动范围大体保持在半径9千米以内的地域内。[13]（P148）在往返迁徙的过程中如果有效活动范围达不到生活的最低要求，这样的原始人群就有可能出现食物危机；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比较狭小且相对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则不便于更换生活场所、寻求新的食物资源，这样也会使他们在极端季候条件下处于食物资源完全断绝的境地。食物资源的断绝迫使人类自相残杀、同类相食，一些民族学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佐证。

远古人类遭受的季节性饥荒和食人现象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但二者并非必然的因果联结。远古人类是否具备肉食能力和肉食习惯是饥饿条件下食人风习成为可能的中间环节。就现有远古人类食人材料看，二三百万年前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南方古猿可能就具备肉食的能力，因为考古学家所发现的南方古猿的两种不同类型化石——粗壮型和纤细型从未在同一地点出现过，因此有人认为粗壮型南方古猿以植物性食物为生，纤细型南方古猿以杂食为主，既采食草木果实，也吃肉食。[11]（P100）晚期智人食物种类多样，既有采集的植物茎叶果实，也有捕获的动物和捕捞的鱼，食肉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生活在欧洲地区的晚期智人主要捕获驯鹿、野牛、野马、猛犸象等为食，亚洲地区的晚期智人主要以羚羊和野马为捕获对象，周口店山顶洞人还捕获鱼类。[15]（P188）正是因为古人类很早就具备肉食能力，季节性饥荒发生后出现食人才成为可能。

（三）晚期智人放弃食人而选择农业

季节性饥荒和食人风习贯穿于远古人类生活的漫长时代，但在晚期智人时代以前，季节性饥荒和食人风习并没有对农业发生产生任何的促进作用，人们应对饥饿的方式是被动适应。进入晚期智人阶段后，气候变冷进一步加剧了季节性饥荒的危害，食人恶习普遍存在，晚期智人在体力和智力方面的进步使得人们不断地寻求应对饥饿、消除食人风习的主动措施，驯养动物和驯化栽培植物逐步成为可能。

智人阶段是人类历史上改造和利用自然能力提高的重要时期，采集渔猎技术的进步、工具的革新等重大进步相继出现，人类开始使用语言，传播信息。1984年菲利浦·列伯曼在《人类说话的进化》中推断，人类的远祖大约在9万年前的某个时候开始“说话”，大约在3.5万年前的某一时期开始使用语言，尼人的消亡和克罗马农人的繁衍生息于此就有着直接的关系。[16]生活在距今20～4万年前的早期智人还不具备必要的体能和智力发展农耕畜牧，尽管人类面临着季节性食物短缺的压力，但因为人的能力的缺乏，面对季节性食物短缺无能为力，只能被动适应，迁徙流移是古人类最好的选择。

晚期智人阶段人类才进化到与现代人相当的水平，晚期智人脑力的进化可能也要归功于当时寒冷的气候。[2]克罗马农人脑量水平为1600毫升，山顶洞人为1300～1500毫升，与现代生活人类基本相同。克罗马农人在外表上已接近于现代欧洲人，他们鼻狭长而高耸，额宽，直颌型，脑颅容量大。[3]与抽象思维有密切关系的大脑额叶也在这一阶段最后进化完成，因此有人认为至少在25000年前人类潜在地具备了原始农耕畜牧的能力了。[17]而当时的寒冷气候加剧了季节性食物短缺的问题，继续采用食人方式延续种族被理智化的晚期智人逐步摒弃，他们在迁徙觅食、同类相食两种生存方式之外寻找新的生存途径，走上了驯化植物和驯养动物的历史道路，在生产生活的某些方面开始变被动为主动。但是我们对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进步也不能做过高的估计，虽然人类的智力有一定进步，但总体上仍然处于被动地适应自然的阶段。即使在作物驯化和动物驯养过程中，人们也是将它作为弥补食物的一种特殊手段对待，并未经过刻意的设计，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原始人群被动的适应自然的角度重新考察农业起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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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lban Defleur, Tim White, etc，Neanderthal Cannibalism at Moula-Guercy, Ardèche, France . Science, 286(5437), 1 Oct 1999: 128-131。

[2] Kenneth L.B., Courtland L.S., Stephen M.D. Brain Size, Cranial Morphology, Climate, and Time Machines, Current Anthropology, 1984,25(3):301-330.

[3] （俄）雅·雅·罗金斯基、马·格·列文著，王培英，汪连兴、史庆礼、贺国安译《人类学》P376，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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