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节性饥荒条件下农业起源问题研究(1)(3)

三、季节性饥荒与农业起源

农业的发生需要一定的条件，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里世界上许多地方出现农业发生的遗迹就说明了人类发展进化的一致性，即在可能的条件下人类会达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或状态。这些条件可以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去寻找。从内因看人类自身的进化为农业的发生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没有人的进化发育即使条件再适宜也不会有农业的发生。晚期智人阶段气候趋冷使季节性饥荒的问题更为突出，为了解决季节性饥荒并避免食人悲剧的一再重演，古人类开始了动物的驯化驯养和植物的栽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以此作为采猎经济的必要补充，从而导致了农业的发生和定居生活方式的最终形成，驯化驯养动植物和采集渔猎一起成为当时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因此，农业的发生还应该继续前推，以距今5万年到1万年的时段为宜。

晚期智人中经常遭受季节性饥荒的人群应当生活在气候变化分明，冬季出现极端寒冷天气的地区。农业不可能发生于两极地区，也不可能发生于赤道周围地区；农业发生的区域只能在温暖地带寻找，考古学中发现的与农业起源相关的人类遗址一般都具备这样的区位条件，[1]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季节性饥荒与农业发生之间存在作用关系。20世纪40年代，英国史前史学家格雷厄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在考察英国东北部1万年前的采集——狩猎遗址时采用孢子花粉分析技术研究了古代营地中发现的花粉和红鹿角碎块，结果表明斯塔卡（Star Carr）遗址只是春季和夏季才有人居住。[2]迁徙活动是季节性饥荒发生后晚期智人的基本选择。

晚期智人在季节性饥荒压迫下冬季无充足食物供应，即使四处寻觅也鲜有所得。季节性饥荒条件下的迁徙活动可能存在区域差别，迁徙活动的周期、方式等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生活环境，居住在一些条件优越地区的远古居民甚至可能不需要迁徙也能越冬。生活在中国西北地区远古人群经常遭受季节性饥荒威胁，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地区的历史气候存在阶段性变化特征，时而干冷，时而暖湿，干冷时以荒漠草原植被为主，温暖湿润是森林密布。而距今10~1万年时，气候以干冷为主，植被类型主要是荒漠草原。[18]在河套人遗址中发掘出与荒漠草原生态环境相一致的野兔、刺猬等动物遗骸。[19]（P160）在距今1.8~1万年时气候变冷的幅度更大，一些典型的北方型动物已经南侵到长江以南地区，如拟布氏田鼠、棕熊和仓鼠等。[9]（P177）中国东部地区的情况可能要好于西北地区，因为在同时期的山西峙峪遗址中发掘出了冰期动物披毛犀和代表沙漠草原植被的刺猬化石，[19]（P154）而北京山顶洞人的遗址中并没有发现披毛犀、猛犸象等冰期动物，相反倒有花面狸、猎豹、真象等林栖性和喜暖性动物。[19]（P147）生活在条件较差地方的晚期智人在冬季寒冷时节就要迁移到另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生活。

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他们既不会单独依赖采集生活，也不能通过渔猎获得全部的食物，在驯养驯化动植物以前他们的生活内容以采集为主并兼营渔猎。采集和狩猎活动在寒冷的季节里是很难获得足够的食品，特别是采集活动受到冬季寒冷气候的影响几乎全部停止。民族学材料证明，生活在非洲的俾格米人以狩猎采集为生，狩猎活动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狩猎所得并不丰厚，还需以采集的果实来弥补生活之所需，其弥补的食物数额约占他们生活食物总量的70%以上。[5]（P20）正是因为冬季采集活动的中止才给原始先民的生活以致命的打击，因而出现了夏秋时节食物供应充裕，冬春时节食物极度缺乏的现象。这时候人们便陡然感觉到“禽兽不足”（《白虎通·号篇》）、“行虫走兽难以养民”（《新语·道基篇》），生活处于饥寒交迫状态。

晚期智人阶段的季节性饥饿，迫使人类由被动的适应环境而转向采取一些主动的措施求得生存，生存的手段是驯化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这一阶段必然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才会将野生的植物驯化为半野生状态并进而培育为栽培植物。晚期智人遗址中发现的各种野生动物很可能既是其狩猎对象，但同时也是其驯养对象，只是经过长期的尝试以后，人们才逐渐将驯养的重点集中在易于利用（如狗）或性情温顺的几种动物（如猪、马、牛、羊、鸡）身上，所谓“拘兽以为畜”（《淮南子·本经训》）即发生于这一阶段。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所能利用和畜养的动物也处于半野生状态。这一阶段人类赖以谋生的手段主要是采、伐、捕、捞，有些学者认为采集活动在原始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有学者则认为渔猎为主要经济部门，但在一般气候条件下和春夏秋三个季节中采集渔猎的作用和地位更多的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如此区分主次产业难免有所偏差，倒是在严寒的冬季狩猎活动重要性陡然增加，狩猎和捕鱼的比重增大，采集经济出现衰退，男子的权威地位才得以因此而确立。

环境条件的差别导致了古人类的区域性生产和生活特征。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生活也呈现出了显著的南北差异，即以狩猎为主的北方经济和以采集为主的南方经济，反映了寒冷气候条件下采集经济萎缩，狩猎经济扩张的发展趋势。一些考古资料直接支持了这一推测，旧石器时代晚期使用的狩猎工具普遍出现明显的改进和改良，工具的制作技术也有显著进步。峙峪人用于狩猎的石镞十分锋利，虎头梁文化中也发现有比较尖利的石镞类工具，下川文化中发现的大量石镞是用比较先进的压制法制作而成。同时，骨器制造水平也有提高，辽宁海城小孤山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有双排倒勾的骨鱼叉，山顶洞出土了用青鱼眼骨制成的装饰品，小孤山遗址出土了距今2～3万年的精美的骨制品和装饰品。

在距今1～4万年间的克罗马农人洞穴里或岩棚下留下了人类最早的艺术品，[20]（P101）遗址中发现的艺术品中全部反映的是动物的生活图景而没有植物图画，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为此感慨地说：“从动物装潢变迁到植物装潢，实在是文化史上一种重要进步的象征——就是从狩猎变迁到农耕的象征。”[3]中国的山顶洞人生活在一个面积为90多平方米的洞穴中，十几个人共同居住在一起。洞里自然分“上室”和“下室”，上室是他们的住室，位于洞口；下室是他们的墓地，位于洞的深处。他们在山顶洞周围的广阔地区狩猎、捕鱼、采集，猎物主要是兔、赤鹿、斑鹿、野猪、羚羊、獾、狐狸等大小野兽，有时也能捉到鸵鸟和其他鸟类，他们还能捕获长达一米以上的青鱼。他们还要采集植物果实和块根作为辅助的生活资料。正是因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对狩猎活动给予特别关注，才促使了驯养野生动物的进一步发展和个别家畜在定居农耕生活出现以前就得到成功饲养。因此，家养牲畜的出现早于栽培作物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栽培植物和驯养的动物提供的食品比例越来越大的时候，原始人群遂择地而居，脱离了采集渔猎生活，进入了农业社会。在由采集渔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起点，只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同样地农业的发生也没有一个明确地起源地，旧石器时代晚期很多部落可能逐渐向农业社会转变。这些部落居地周围环境中可选择的动植物资源丰富，特别是生存有各种草食性动物和籽粒丰硕的植物；他们生活地域开阔，周围有其他部落或群体，能够与外界进行经常性的联系，便于信息的交流和传播。苏联学者Ｈ·Ｎ·瓦维洛夫在研究谷物农业的起源问题时指出：谷类作物的祖本，既不是生长在草原荒漠地区，也不是生长在肥沃的河谷地带，而是生长在亚热带的山前地带和丘陵地区。[4]这些地方地势比较平坦，多有湖泊沼泽，草木茂盛，动物经常出没，便于人们从事采集渔猎和栽培植物的生产活动。

在年复一年的寒冬困扰下，作为弥补储积食物不足的应对措施，晚期智人选择了籽粒丰硕的植物予以重点培养，并将收获的籽粒留存到冬春季节食物缺乏时食用。据研究，我国先民栽培的植物种类多达236种，禾谷、豆菽、块根、块茎等20种，蔬菜及调味料作物45种，古树53种，纤维作物11种，经济作物25种，药用植物42种，竹藤类21种，观赏植物19种。[21]其中得到大面积种植的主要集中在几种耐储藏的禾谷类作物上，如禾谷类的黍和粟是黄河流域原始农业阶段的主要作物，水稻则是长江流域的主要作物，除此而外，不耐储藏的水果、蔬菜等只能满足人们的一时之需，在远古人类的栽培计划中仅居次要地位。民族学的材料也证明，在一个澳大利亚的土著部落生活居地附近发现生长面积达1000英亩的黍属植物生长地，为当地居民采集生活的基本食物来源。[5]而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碳化黍粟和水稻，也可反证前农业时代黍粟的培植驯化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作业。

所以，农业起源的时间起点不应局限于新石器时代，而需进一步上推，将晚期智人生活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也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这一阶段虽然仅历时数万年，但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却是驯化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的重要阶段，如果要计算人类历史上的产业革命的话，第一次产业革命似乎应该是驯化和驯养动植物，农业的发明则降居其次为宜。

[作者简介]卜风贤（19  －  ），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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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格罗塞著，蔡慕晖译《艺术的起源》P116，商务印书馆，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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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anlan, J. R. Crops and Man, Chap.1, P15. American Society of Agronomy, Crops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Madison, Wisoonsin, 1975 .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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