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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华北平原 二年三熟 轮作复种制度 夏播大豆
华北平原二年三熟轮作复种制是中国北方旱地农区传统种植制度的典型，而当今学术界对其形成时间的认识却有很大分歧，我曾对此略有研究，建立了二年三熟制明中后期形成的新观点①。当初，因条件所限很少能看到日本学者的论文，1997年11月赴日拜读许多日本前辈的论文，才发现日本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本文即是在此基础上撰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评述中日两国学者在二年三熟制形成时间问题上的研究方法与主要观点，并对自己的观点作一反省和定位。
一、二年三熟制及其形成的条件
二年三熟是指在一块土地上春季种植粟、高粱等作物，待秋收后耕地播种冬小麦，次年五月收麦后，又播种豆、粟等，在连续二年的时间内实现三季收获。如果能够在同一块地里这样周而复始，连续多年地坚持下去，那么，就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制度——二年三熟轮作复种制。
华北平原二年三熟制的形成必然要受到自然环境、种植技术与经济条件等诸多因索的制约。从自然环境条件来看，气候因素对种植制度影响最大。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的温湿程度虽有一定的上下波动，但无论如何变化，华北总不出暖温带地域范围，正常年份其积温与降水状况都完全可以满足农作物的二年三收。也就是说，华北平原实行二年三熟制的自然条件自古具备。因此，下面将着重从种植技术与社会经济两方面论述它的形成。
限制二年三熟制形成的种植技术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冬小麦的推广种植。冬小麦秋季八九月播种，翌年五月初收获，充分利用了气温寒冷的冬季，可与其它作物错开节气搭配形成倒茬轮作复种，因此，冬小麦在二年三熟轮作制中处于中心作物的地位。第二，冬小麦播种前的当年必须收获一季庄稼。第三，收麦后当年必须夏播豆粟等作物，而且当年要有收成。其中，第二与第三项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即冬小麦的前作与后作轮种技术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二年三收，只达到其中的一项是不行的。比如第二项实现，春种秋收谷物后在其地上播种了冬小麦，但如没有在次年麦收后进行复种的话，只不过是谷地改茬种麦，只能实现二年二收；第三项技术成立，收麦后有夏播之豆粟，但如前一年种麦前无谷物收获，也是在二年中实现二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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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拙文《论华北平原二年三熟轮作复种制的形成时间及其作物组合》，刊于《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
社会经济条件也是制约二年三熟制形成的重要因素。二年三熟制是一种复种制，在同一块地里一年内种植不止一季作物，这必然会较多地耗费地力。因此，补充肥力，加强养地措施就成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中国传统农业时代，养地之法不外二途，一是多施肥粪，增强地力。在北魏《齐民要术》时代，中国已经使用踏粪、火粪、人粪、泥粪与蚕矢，但这些肥粪数量太少，故《齐民要术》中只有给经济作物瓜、葱、葵等施肥的记载，没有对粟、麦等主粮作物的施肥，到元代王桢《农书》时代，北方仍然是这几种类型的肥料。故我以为靠多施肥粪的养地之法很难支持二年三熟制的形成。二是充分利用作物轮作的生物养地之法，其中有两大措施：第一是利用绿肥作物与粮食作物的轮作，发挥“美田之法”的养地功效，这在《齐民要术》卷1《耕田第一》中有详细说明：“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穫种，七月八月犁掩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这是一种大面积的养地方法，但却是以牺牲一季收获为代价的，也与二年三熟的增加复种，提高土地利用率背道而驰!第二乃利用豆类作物与麦谷类作物的合理轮作，因为大豆具有独特的根瘤固氮作用，收获后能遗留一部分氮肥于土壤中，不仅无害反而有利于下季作物的收成。实验证明：“种一亩大豆，就可吸收空气中氮素差不多为7斤，相当于三十多斤硫酸铵”①。与其它作物的耗损地力相比，黄黑大豆是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良好换茬作物，它又可大面积种植，养地效果好，规模大。因此，种植大豆是在肥粪不能充分供应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增加复种的最佳方法。华北农谚中有“麦后种黑豆，一亩一石六”，“麦不离豆，豆不离麦”，正说明麦豆复种能够增产，是最好的搭配形式；而且大豆又“地不求熟②，”适宜免耕直播。故我认为麦后夏播大豆的推广种植是二年三熟制形成的主要标志。
形成二年三熟制另一重要的社会条件是要有一定的人口压力与劳力资源。二年三熟制度下，无论是秋收后种麦，还是麦收后种豆，都要抓紧节气抢收抢种，前者还要耕地整地，播种后都有大量的田间工作诸如中耕锄草、治虫与收获等，这就促使劳动量与劳动强度的大增!而人的劳动能力是有限度的，在地广人稀之时，人们可以大量垦殖荒地，靠扩大耕地面积简单粗放地经营即可获取足够的生活必需品，无心更无力去精耕细作增加复种。只有在土地日辟，生齿日繁，人多地少的矛盾尖锐起来以后，为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衣食之需，人们才必须去努力变革种植制度，争取一年多熟，靠增加复种指数来提高产量；而且，人口压力既给实施精耕细作多熟种植带来了必要性，又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因为农业生产劳动力也会随人口增加起来。
判断二年三熟制在华北平原的形成时间，必须从上述自然环境、种植技术与社会经济三方面全面考虑，三者缺一不可!那么，以此标准来衡量，则无论两汉、北魏还是唐代中期都没有完全达到上述三方面条件的要求，是可知，当前学术界流行的观点是很难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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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农学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54页。
② 《齐民要术》卷2《大豆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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