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学社为统一科技译名而进行的工作(1)(3)
2017-09-05 02:57
导读：1923年，翁文灏发表《地质时代译名考》[18] 一文。作者考察了当时关于地质时代的译名，发现我国译名异乱纷呈，而日本译名却是较为统一。为什么中日两
1923年，翁文灏发表《地质时代译名考》[18] 一文。作者考察了当时关于地质时代的译名，发现我国译名异乱纷呈，而日本译名却是较为统一。为什么中日两国会有如此大的分别？他认为原因就在于日本译者著者能注意和前人译名保持一致，而我国译者著者则各译各的。因此，为了统一译名，他提出科技术语的翻译要“从先从众”：“以愚所见，新名之创，当慎之于始。既已创立，既已通行，而中途改易，则继我而作者，后之视今，又岂异于今之视昔。转辗纷更，将无已时。与其出奇制胜，致统一之难期，不如因利仍便，庶称谓之一贯。”
他特地指出，李仲揆（即李四光）所创译名“葭蓬”（Carboniferous），虽然音义兼备，较有理由。但由于已经有了相应的译名，故应该沿用旧译名，而不该创制新译名。
翁文灏的文章为李仲揆所注意。1924年，李仲揆发表《几个普通地层学名词之商榷》[19] 一文。作者赞成翁文灏提出的科技术语翻译要“从先从众”的观点，同时指出：译名问题有修改之必要，从先从众为通法，修改为特例。在此文中，李仲揆认为重要的翻译方法有两个：标记法（译音法）和会意法（译意法）。
针对翁文灏的看法，李仲揆在文中认为Carboniferous应译为“葭蓬纪”，而不应译为“石炭纪”，原因之一是世界上产石炭的时期，不限于石炭纪。他指明使用“葭蓬纪”的理由有二：“一则求与原音相符，一则以示当时植物繁盛之象”。
1926年，秉志发表《中文之双名制》[20] 一文，作者认为所有生物的属名及种名要以中文原有字为宜，不可另造新字。当时有人说属名种名，可纯用西文，即采用各国通用的拉丁文，以求一律，不必再创中名。秉志驳斥了这种看法：“此乃无国家精神者之言也。门、纲、目、科等，皆有中名，属种二者，岂可缺乎？科学倘能在中国发达，中国之人宜用中文之名词。为中国人士计，为中国文化计，岂可舍本国之文字，而纯用他国之古文乎？中国科学家尽可博通欧洲文字，要不宜于科学上舍本国文字而不用也。”在当时我国科技落后的情况下，秉志这种观点是很准确的，因为若不这样，科学就不能讲中国话，这又将导致科学不能本土化。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1933年，翁为发表《译事臆语》[21] 一文，作者强调，审订名词时，要重视前人译名，即“前人所订，宜广采纳，普通名词，已属用惯，非极粗陋，不宜轻弃”。他认为，若要新译，则有译意译音二法，即“有义可紬，有字可达，即为译意；本国无字，无词可拟，不妨译音；即或有义，宣达不易，从音为便”。他还提出译意的途径有多条：“或溯字源，或师六法，或比众文，取其最适。”
1934年，杨惟义发表《昆虫译名之意见》[22] 一文，作者认为：昆虫学名的翻译及其译名的统一是项迫切任务，因为这样做有利于学术的推广，也有利于农事。但是，昆虫学名的翻译及其译名的统一也是项艰难的任务，因为无论是使用中国固有名词，还是译音、译意，均有困难：“译音感太长，译意常难确，且中国固有名词，及各地土名，理应采取，决不能数典忘祖，舍近求远，但此等名词及土名，散见各书，或散布各地，搜罗应用，殊非旦夕之功。查吾国虫旁之字，仅有千余，古名亦不敷用。”
为了解决此等困难，作者提出如下原则：（1）竭力采用中国固有名词。如有多数古名，则择其最先或最确切通行者而用之。（2）如无固有名词，则采用土名。若有多数土名，则择其最确切或最通行者而用之。（3）若无古名及土名，则可译意。（4）如遇地名、人名、或其他原意难以查悉的学名，尽可仅译其音，而加以虫字旁。如遇原名太长，则可仅译其首字一二音，不必全译，以免笨拙。从文中可看出，作者在（3）中提出的译意，实际上既指译意，又含造字。
1940年，陈世骧发表《昆虫之中文命名问题》[23] 一文，作者也提出，在翻译方法上，有应用固有名称和增设新名词两种，后者又分为于固有名称上加识别语和创造新字两种。和杨惟义相比，陈世骧有所进步，他指明新字不宜创造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