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政府公信与社会诚信之因果关系分析

　　论文关键词：政府公信　社会诚信　上有所好　下必甚焉

　　论文摘要：社会诚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现实生活中，诚信的普遍缺失是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成因悠久危害深远。分析表明，社会诚信的缺失源于政府公信的丧失，社会诚信的重建必先以恢复政府公信为前提。新的历史时期在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中，公信作为社会诚信的前提，理应得到求真务实的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

　　一、“民无信不立”与政府公信提前丧失的历史

《论语》中《颜渊篇》第七章“子贡问政”中，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这段问答中，深刻地涵盖了孔子对政府公信的理解。对于国家而言，一时一地的天灾人祸、战争兵焚均不及政府的公信重要。国家政府公信力的形成，依此而形成的信义之下对于广大民众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较之社会物质基础的重建重要得多。因为作为社会个体的民众，物质文明的追求和创造是生理和生息的本能使然，毋需政府强制行为而能够自然地得到体现。老子“无为而治”的观点在民众物质创造层面的表述更为合理与贴近事实。然而信义作为一个国家政府授命于天并据此统治民众最根本的法理基础，一旦丧失，国家政权则岌岌可危。政府失信下之非但民心分崩离析，外敌人侵亦迫在眉睫，内部颠覆更易如反掌，国将不国的状况即将成为现实。

历史上统治者因失信于民并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的陈例数不胜数。

夏架残暴，失信于民，民不堪命。人民走投无路发出“时日易丧，予及汝偕亡”的绝望毒誓，商汤替天行道，夏朝灭亡。《国语·周语上》有关“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记述，源于厉王暴虐，闻谤之者辄杀，使得“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民众敢怒不敢言的状况仅仅持续三年，民起舟覆，“乃流王于最，政权倒台。秦相赵高居然庙堂之上威逼朝臣“指鹿为马”，诚信丧失殆尽，秦王朝灭亡瞬息之间。

由此看来，失信丧邦始于远古，且因统治者公信的丧失令中华民族与和谐文明理想渐行渐远，以至于孙中山与孔子遥相呼吁“天下大同”。

统治者由于政治需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政府公信视为无物，使得浸淫儒家诚信文化的文人知识分子闻之手足无措，继而精神无所饭依，有清一代以康熙朝《贰臣传》的出台为极致。满清以区区十万铁骑横扫中原，以“替天行道”之名在明朝降将文臣鼎力相助下统一全国。侯江山巩固，清政权统治百年之后，乾隆帝为强化正统观念提倡忠君思想，对政策和策略进行了调整，下旨编纂《贰臣传》，将在孔子所言“从道不从君”的甜言蜜语或威逼利诱下归降清廷的明朝臣子推向屈辱的境地，做出丧失诚信的国家行为。

封建纲常伦理，为适应时代的需要自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作为创造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基础理论思想之一，其部分内核的合理与超越时代的意义不言而喻。在儒家经典之中，“逆子贰臣”并列，被视为违背人伦道德和人格操守因而不可饶恕的罪恶，为朝野历代所唾弃。乾隆以忠君为标准，上谕将明朝降将及归附的官员均称为“贰臣”，理由是“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以“大节有亏”为由载于正史，使这些为清朝立国开疆、冒肝脑涂地之凶险的臣子及后代蒙羞永世。忠诚本朝之君必负前朝之主，守节前朝之主必负本朝之君。乾隆过河拆桥，全然阁顾其祖为劝降诸将绞尽脑汁何等煞费苦心，推恩赦罪何等信誓旦旦，至诚至信何等感召日月，为政治折衷断然将这120余名为满清打天下并立有赫赫功勋之臣置于两难境地。忘恩负义若此，诚信二字弃之敝履，实属居庙堂之高谬秉国之公器行背信弃义之实，使得举天下文人齿冷之余在孔子的“从道不从君”与“五伦”的“仁、义、礼、智、信”之间无所适从。

统治者背信弃义于前，《贰臣传》明文标示于后，天下臣工黎民惟有权衡利弊的目前选择，诚信二字的传承与坚守面临巨大考验。晚清时节，“莫谈国事”举国张榜公布，民众恐惧之余对政府的信心荡然无存，社会折回周厉王时代的“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状态，满清统治者为自己的倒台建造了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