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知识社会学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困境及解构(2)

通过上述的批判分析，我们得知，如果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无论知识领域还是知识分子场域应该是一个“纯洁”的世界，与其他任何社会环节无关，真理是通过话语的论辩驱逐各种错误意见的“理想国”，无疑将变得幼稚和可笑。布迪厄曾经通过对学术场域的探讨对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进行淋漓尽致的分析。对知识场域的“纯洁”认知无疑将知识神圣化，而把知识分子的观念以及对知识和真理的构造认定为无非是其阶级出身或社会位置的特定表现，这又是另一个极端。布迪厄认为学术世界有其自身独特逻辑的社会空间，尽管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社会空间中争夺自身的利益，但与整个社会世界的利益体系相比却处于从属地位。学术世界中的权威是通过对文化资本的占有而形成的。学术世界中的分化中产生两类行动者，一类是关注学术研究本身，追求的是对社会和自然的真知，而另一类是关注现时权力的利益，为秩序和权力提供可服务的知识。他认为知识分子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有所作为，布迪厄反对学术霸权，反对科学和知识的政治利用，捍卫学术场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如果回避知识分子与他所研究对象的真实关系，将对科学实践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分析最能体现他的思想。在以往的认知中，真理与权力是水火不相容的，真理是权力的敌人，是通向自由的必经之路，学者可以通过揭示权力的奥秘，展现社会支配的真相。然而福柯认为，知识的积累与权力的运作是密切相关的，真理体制恰恰是权力运作的一个前提条件和重要产物。一方面，真理体制为权力的运作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另一方面，真理体制也是权力在现代社会得以运作的一个基础，是权力合法性的根源。我们从哈贝马斯那里可以找到真理被“殖民化”的扭曲进路。在哈贝马斯看来，真理的获取是通过真诚和自由理性的沟通而达到的，其结果应该是人们理性认知能力的增加。但理性认知和自主性的增加必然能导致社会系统日益复杂和扩张，结构的复杂使得在方法论意义上无法使得认知主体从个人的直觉层面去了解系统层次的现象，而必须用系统的方法并且以观察者的身份从事理解和分析。如果权威的形成是以在相关领域内通过理性讨论的方法所达到，那么我们说真理的认定仍然是理性的，但如果是金钱或者权力或者其他制度场景干预了理性的讨论，那么这种“真理”机制所达致的真理或知识是被系统殖民化了。哈贝马斯的论述给我们的启发就是:他讨论了生活世界是如何被系统殖民化的问题，并没有直接涉及到知识分子问题，但我们 却可能从他那里对现代社会结构的批判引申到知识或知识分子领域，实际上，生活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多重现实的世界，科学世界不过是生活世界中的一个“有限意义域”而已。从上述 的论证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一是真理的相对主观性，真理是可以通过真诚的主观意义的互动把握的。二就是对真理的社会干预，特别是权力的影响。无论如何，这两点都排除了 知识和真理的绝对客观性和所谓科学主义的绝对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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