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对湖湘文化承继、超越和批判之探析(2)

(一)由重农抑商传统向重商求富的飞跃。

中国儒家的传统观念是重义轻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千百年来被士大夫奉为人生的信条。郭嵩焘是继魏源之后，对传统轻利思想进行系统批判的思想家之一。他挑战世俗，“天下万世之利害，吾身固自任之。认为重义轻利“是俗儒之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言义，虚文而已，其实朝野上下之心，无一不鹜于利，至于越礼反常而不顾。”这种批判，就其深刻性全面性来说，在同时代的思想家中是首屈一指的。

在农商关系问题上，郭嵩焘对商人的重要性有了越来越充分的认识，突破了湖湘文化中一以贯之的重农抑商传统。对于一直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湖湘士人来说，商人必定危害社会这点几乎是不言自喻，不辨自明的。就连王船山这样的智者也非常明确地把商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截然对立起来:“贾人富于国而国愈穷。”“农人力而耕之，贾人诡而获之之，以役农人而骄士大夫。”并且加以道德评价:“人主移于贾而国本凋，士大夫移于贾而廉耻丧。”在这种重农抑商的社会风气下，甚至到1884年，郭嵩焘告老还乡后，在省城禁烟公社会上演讲“商贾可与士大夫并重”，仍受到王阎运等士绅的批评，“余欲驳议，以众坐谦让未发。针对中国传统的经济观“重农抑商”，郭嵩焘最早提出了“以行商为制国之本”的命题，主张大胆开埠通商，形成了“以通商贾，阜财用为本图”的经济思想。经过亲身体验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亲自比较东西方国力的差距，对于自己祖国贫弱的根源有了切身感受:“窃观西洋以商票为本计，祖国无一闲;中国重士而轻农工商三者……民安得不穷?国安得不弱?郭嵩焘还批评其脱离民众的实际利益，甚至“与民争利”的行为。在《条议海防事宜折》中提出应引导民众从事具体求富的商业活动，改善国家与商民关系，实施“导民而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的立国立本之方，做到“一曰通官商之情”“二曰通筹公利之利。经济发展了，自强也就实现了，他呼吁撤销出海禁令，鼓励人民从事近代航运业和制造业，经营工商以谋利。他还奏请纂成通商则例以保护商人利益。郭嵩积极倡导引进西方经营管理方式，主张打破官府垄断，给商民以更多的自由经营空间，“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郭嵩焘是近代中国民办工业的首倡者，要求改革那些障碍工商业发展的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历史证实了他的远见卓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历经惨痛代价后，痛定思痛，做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决策，顺应了时代发展规律，这是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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