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人文制约

　　论文关键词：人文基础　政治革命　文化条件　政治文明

论文摘要：现实社会主义的“自觉历史过程”表现为政治革命在先，经济建设和文化革命随后。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人文建设与发展的滞后性、艰巨性、复杂性和曲折性。现状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的人文因素，数量和质地都远不能满足当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需要。这是不能否认和必须面对的现实，而解决难题的办法一是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二是加强社会主义人文建设工作。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解析，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不仅为社会主义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且还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人文基础。尽管这种人文基础按照马克思的判断，存在着严重的“异化”，但这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为它摆脱了更加残酷、更加不合理的封建专制和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开辟了人类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完善自身的途径。对此，马克思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政治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应当说，这些。“新因素”不仅推动着资本主义向更高阶段演进，同时也催促着社会主义的降临。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表明:这些“新因素”的数、质状况如何，将与新生社会主义社会的成熟程度和建设进度，特别是与其政治文明的发展有着直接的效应关系。

熟悉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人都知道，现实社会主义都不是本国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而是国际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所造成的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例如，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引发的;中国、越南、朝鲜、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和压迫造成的;前东欧社会主义六国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产物。总之，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前，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人文条件，都远没有发展到社会主义所要求达到的高度;唯有政治条件是个例外—主要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扩张和本国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促使其异常迅速地成熟起来，形成了列宁所说的“‘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特殊的革命形势。对于这一点，列宁并不讳言，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曾指出:“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那时，列宁的构想是:“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由此可见，当时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文条件尚未充分具备。地处东西文化交汇口，而且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接触较早也较多的俄国尚且如此，那么，对于远离欧美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程度又远不如俄国的中、朝、越等国来说，其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文条件就更加不充分了。

与现实社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人文条件，早在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前就已经得到相当充分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大约13世纪萌芽于意大利地中海沿岸地区，不久，那里便兴起了声势浩大的以人性解放为旗帜的文艺复兴运动。接着，同属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德国宗教改革于16世纪初发端，很快便席卷西欧大陆，最终使适应资产阶级发家致富需要的新教伦理，即卡尔文教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绵延约三百年的经济发展与文化革命，为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尼德兰革命和17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人文基础。马克思曾经把这种发端于经济变革，途经文化革新，进而导致政治革命、夺取政权的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演变程式，称之为“自然历史过程”。可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走的却完全不是这种“自然历史过程”，它发端于政治革命，夺取政权，然后再运用政权的力量，根据理想目标来构建自己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上层建筑。相对于资本主义的“自然历史过程”来说，这显然是一种充分发挥革命主观能动性的“自觉历史过程”。而对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历史过程进行深入综合的考察，就不难发现: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说，促发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主要因素来自内生，而非外源;而催生社会主义社会降世的主要因素却恰恰相反，来自外源，而非内生，更确切地说，主要是由外部影响、促发，转化而形成的革命形势导致。简而言之，现实社会主义是外源性的，而不是内生性的。正是这个内在的质的特殊规定性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建设与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对此，列宁有着清醒的认识，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曾多次强调:“俄国在1917年那种历史上非常独特的具体形势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要比欧洲各国困难。我还在1918年年初就指出了这个情况，此后两年来的经验也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列宁当时甚至直接了当指出:“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说起来苏维埃机构是全体劳动者都可以参加的，做起来却远不是人人都能参加，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决不是因为法律造成了障碍，如在资产阶级时代那样;恰恰相反，我们的法律有助于这样做。但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大量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不能用法律迅速办到，这需要进行长期的巨大的努力。”至于必然出现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列宁认为在于:“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应当说，列宁的这些论述不仅从一般规律上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曲折性，而且从具体原则上突出指明了社会主义人文建设与发展的滞后性，以及这种滞后性必然会给社会主义政治带来的严重制约和不良影响。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证实，这不仅是理论推导的结论，更是实践形成的现实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