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化批判:报纸副刊公共领域的实践活动——(2)

和文汇报不同，当前在市场经济中弄潮的更多报纸副刊已丧失了宏大的公共叙事能力。虽然和改革开放前相比，它从权力意志的政治捆绑中获得了解放，避开了“全能”的强权话语，却又把视线投向了私人生活领域，对日常生活的物质主义表达成了版面中心，无微不至地关照着全方位的市井生活，把个人隐私、明星八卦、吃喝玩乐等私人领域的话题当作吸引受众眼球的“猛料”一顿爆炒，以致形成了所谓囊括娱乐、电脑、汽车、房产、股市、旅游等各方面内容的“大副刊”繁荣局面。换言之，公共领域的理知和异见在大多数副刊中已被遮蔽，琐屑生活中的感性和趣味却得到了高扬，描绘表面浮象，止步“浅思想”，引发大众对生活的消费欲望，而不是对公共问题的洞察与思考。在这种浮躁不堪的副刊背景下，文汇报副刊以“观念纸”形象出场，安排专门版面深人讨论“祖龙”事件，构建公共领域，的确难能可贵。

回溯传统，“副刊在欧洲(尤其英国)18世纪的公共领域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中国副刊同样如此:自十九世纪报纸副刊发绪以降，消闲性副刊从来不是主流，主流是富于思想论争性的副刊。若单以公共领域功能为评估标准，则五四前后和左翼时代，当是中国副刊的高峰。其中更以五四“四大副刊”传诵至今，举凡民族解放、青年前途、科学民主等公共话题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争论热潮与无数“社会良心”的共鸣，蔚为报界奇观。因此，副刊有着光辉的历史传统，它往往突破了权欲与私利的钳制，形成了一个以公共事务为视点、允许各类意见纵横驰骋的公共领域。文汇报对“祖龙”事件的自由讨论，渊源有自，其实就是副刊这种优良传统的嗣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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