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育取向和家庭赡养义务——从土地制度角(3)
2014-12-08 01:16
导读：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要确立广大农民的私人决策权，有限的私人决策权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张曙光，2002），导致农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稳定。农村人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要确立广大农民的私人决策权，有限的私人决策权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张曙光，2002），导致农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稳定。农村人口的生育取向和所谓的道德滑坡皆与此有关。最为重要的是，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正在形成新的“公地灾难”：不仅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且，一些握有调整土地权力的人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变相的剥夺农民的土地，从中渔利。在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之下，国外大资本堂而皇之的登堂入室，并与本土的新权贵们结合在一起，形成所谓“新权贵资本主义”，这足以令中国的民间资本望尘莫及。因权势而有钱财，比因钱财而有权势更为危险得多，无论何时，我们始终不能不警惕权贵资本家阶层的悄然登台。
主要：
1、诺斯，1994，中译本，《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
2、奥尔森，1993，中译本，《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
3、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读书》1999（12）。
4、林毅夫、蔡日方、李周，1994，《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三联书店。
5、迟福林主编，2000，《走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
6、叶剑平等，2000，《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中国农业出版社。
7、郭书田，1993，《变革中的农村与农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8、盖尔.约翰逊：《中国农村人口政策的缺陷与选择》，《中国农村经济》1994（6）。
9、管清友：《由财政压力引发的农民超负担：一个解释》，《上海经济研究》2002（7）。
10、钟伟：《2002年家最关注之大事记》，香港文汇报、《中国改革报》杂志社2002年中国的经济、改革、企业"专家论坛
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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