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农村第三次革命”(2)
2015-03-03 02:05
导读:根据有关部门对试点地区“税费改革”情况调查的结果,综合起来看,目前农村“税费改革”已经暴露出的问题主要包括这样五个方面:一是“税费改革”
根据有关部门对试点地区“税费改革”情况调查的结果,综合起来看,目前农村“税费改革”已经暴露出的问题主要包括这样五个方面:一是“税费改革”导致县、乡、村三级收入大幅度减少,县、乡财政困难,威胁了基层政权组织的正常运转。二是“税费改革”堵死了基层政府收费、集资之门,乡、村两级遗留下来的巨额债务无法消化。三是“税费改革”在“减收”、“减人”的同时也减了“事”,由于基层没有钱,乡村社区本来少得可怜的公共产品就只能越来越少了。四是“税费改革”在技术手段上采用的是“摊丁入亩”的办法,造成了新的税负不公。五是“一事一议”制度在实践中难以落实,甚至走样。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两大类,前三个方面的问题是“钱”的问题——基层组织没有钱了、日子难过;后两个方面的问题是“技术”问题。“技术”上的问题可以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安徽省最近就针对“一事一议”制定了地规,“技术”问题对“税费改革”成功与否威胁不大;在“技术”问题上,可能还有人担心我们能否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但仔细研究后你会发现,黄宗羲是这样看问题的,他把历史上的历次“并税”式改革进行对比,而后得出结论——农民负担随着“并税”改革次数的增加而增加,实际上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因为,黄宗羲的对比,要么是把宋朝和唐朝对比,这个时间跨度是几百年;要么是把同一个朝代内的两个皇帝所做的改革进行对比,这个时间跨度是几十年;几百年、几十年前的社会结构与几百年、几十年后的社会结构还能对比吗?有可比性基础吗?换句话说,宋朝的农民负担就比唐朝的农民负担重吗?即使宋朝的农民负担就比唐朝的农民负担重,难道它就一定是“并税”改革造成的吗?如果这种对比也能成立的话,那这种“经济学研究”不成了简单的
数学加减了吗?经济学家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再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即使“黄宗羲定律”是正确的,我想我们也不必担心,综观世界上的发达社会,还存在农民负担问题吗?只要中国能够保持目前的良好发展势头,可以断言,二、三十年后的中国农民负担问题将会成为不必讨论的问题,“黄宗羲定律”不攻自破,难道我国政府还要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再搞几次“税费改革”不成?真要是那样的话,我国的改革事业恐怕也就接近于失败了,我们这些忝位“学者”之名的人还有什么脸面和闲心去和老祖宗黄宗羲对话?所以,我要诚恳地劝告秦晖先生一句,不要再做这种逻辑游戏了,如果我们能够以“少谈主义、多做实事”的态度去看问题,就会发现,“税费改革”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挺过眼前的困难,怎样解决支撑“税费改革”的“钱”的问题以及“钱”的合理分配问题。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或许有人会说,既然“下面”缺钱,只要“上面”能够给钱,增加“上面”对“下面”的转移支付,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事实上,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有人把正在进行的“税费改革”比作中央对地方的“输血”博弈,我以为并不为过。以最先试点的安徽省为例,2000年,全省农民总的税费负担是37.61亿元,比改革前同口径税费负担49.25亿元减少11.64亿元;与此同时,全省各级政府因税费改革而减收13.11亿元,平均每县减收1542万元。容易看出,农民的减负就是地方政府的减收,这个窟窿需要中央的“输血”来填平,而且“输血”的需求量还有逐年扩大的趋势,2000年,中央财政向安徽提供的“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是11亿元,2001年这个数字就飙升到17亿元,增加了54.5%。2002年,新增加的各试点省(市、区)向中央上报的“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数字之大远远超过了中央领导的想象,个别省份甚至开出了120亿元的“天价”。
再来就全国的总体情况算一笔帐,国务院“税费改革”领导小组
办公室的统计结果表明,1998年农民负担的税费总额是1224亿元,其中农业税300亿元,乡统筹、村提留共约为600亿元,其余为其他费用。“税费改革”把农业税税率定为7%,农业税的附加上限定为20%,两项合计,就是要把农民负担水平调整到8.4%,经过调整后,全国农民负担总额——农业税及其附加大约为500亿元;原先向农民征收的600亿元乡统筹、村提留和其他乱收费一律减掉;这样就很容易推算出,基层政府将因“税费改革”而产生约700亿元的资金缺口;中央计划拿出200亿到300亿元作为“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其余的400亿元到500亿元缺口需要地方政府自我消化。另据农业部1999年对乡、村两级债务全面清查的结果,全国乡、村两级共负债3259亿元。所以,即使中央能够兑现计划“输血”量,面对如此骇人的数字,“税费改革”仍然前途未卜,一旦中央停止“输血”或“输血”量供不应求,则“税费改革”必将“崩盘”。虽然眼前各种媒体对“税费改革”的报道普遍“看好”,但这种“好”实际上和“一把手亲自抓”以及把“税费改革”当作“任务”来落实有很大关系,这种政治压力总不能永久持续下去,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更何况中央的日子也不好过,根据劳动和保障部提供的数据,我国当年
社会保障基金收支缺口已由1998年的100多亿元扩大到2000年的近400亿元;庞大的国债规模更使中央政府如履薄冰;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仅社会保障和国债这两件事,就足以使中央财政疲于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