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的影响——《红楼梦》

　　论文关键词：翻译目的；文化信息；异化；归化

　　论文摘要：以翻译目的论为理论依据，从文化信息传递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红楼梦》的两种译本(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大卫·霍克斯的英译本)中文化信息的翻译。对原著中文化信息的翻译，两种译本的译者由于翻译目的不同，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使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杨宪益译本主要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忠实于原文，尽量保留中国文化特色，最大限度地传递文化信息；而大卫·霍克斯主要采用归化翻译策略，以译入语读者为中心，注重译入语的特色和表现力。

翻译工作是源语作者与目标语读者之间交际过程的一部分，译者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用的策略方法、翻译技巧都受翻译目的影响。《红楼梦》是一部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百科全书，它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博大精深，如何将这样一部经典之作介绍给外国读者，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所有译作中最完整的两部作品就是杨宪益(Yang Xianyi )夫妇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的英译本The Story ofthe Stone。本文从德国功能学派的翻译目的论出发，探讨译者的翻译目的不同。在翻译文化内容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技巧也有所不同。

一、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德国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将翻译视为一项有目的(intentional )的交际活动川。该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费米尔( Hans J. Vermeer)和诺德(Christiane Nord)等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费米尔的理论中，翻译是基于源语文本的一种行为。“任何形式的翻译行为，包括翻译本身，顾名思义，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行为。任何行为都有一个目标或一个目的。而且，一种行为会导致一种结果，一种新的情景或事件，也可能是一个新的事物。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便是译文预期的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每一种翻译都指向一定的受众，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以及目的受众而产生的语篇。芬兰学者曼塔里( Justa Holz-Manttari)发展了费米尔的目的论，在他的理论模式中，翻译被解释为一种“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而设计的复杂行为”。翻译行为的目的在于传递跨越语言与文化障碍的信息，“翻译行为是产生某种信息传递着的过程。他为协调行为与交际合作而服务于上级行为系统。曼塔里特别强调翻译过程的行为方面，重视行为参与者(行为发起者、译者、译文使用者)环境条件(时间、地点、媒介)的分析。诺德提出翻译行为有三个主要特点:目的性、跨文化性及交际性。根据目的论的基本观点:翻译过程不是由原文或原作者决定的，而是由译文的预期功能(即翻译目的)所决定的，要贴近读者。在这里预期功能(翻译目的)不仅是译文的基本要素，它也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而翻译目的即指译文的交际目的通常是由翻译过程的发起者决定的，有时译者也参与决定。目的论的理论基础是功能主义，目的论者认为功能性是翻译过程中起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本文采用的是诺德的理论，如她所讲没有原文就没有翻译，功能性是最重要的准则，然而绝不是唯一的。但翻译目的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译文文字中，具体到译者对每一个词、每一句的处理。译者选择的不同翻译策略能反映出不同的翻译目的。

1995年美国著名翻译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身》( The Translator' s Invisibility)中提出了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与归化法(Domestication method)两种翻译策略。异化法强调译文应如实传递原作的信息内容，而归化法强调译文与原作对等的表现力。翻译目的是影响翻译策略运用的重要原因，目的不同，手段、方法的选择便不同。

杨宪益夫妇翻译《红楼梦》是受外文出版社的委托，其宗旨是向译语读者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译者本人来说也认为应该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而大卫·霍克斯基于要与译语读者分享书中乐趣的热切愿望，在翻译过程中，处处考虑如何使译语读者便于欣赏这部作品。基于上述不同的翻译目的，两个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译者在对原文文化信息的微观处理上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杨译本忠实于原文的文化特色，以原文文本为中心采用异化策略，忠实于原文，以期译文可以和原著一样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而霍译本着眼于译人语的文化特色，以译人语的读者为中心采用了归化策略，努力为译文的读者除掉阅读和理解的障碍，把一切的陌生变为熟识，甚至不惜牺牲原文的一些文化色彩。下面是从《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当中摘录的有关宗教文化信息、历史人物典故及含有文化意象词汇的例子，作粗略的分析并加以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