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常生活视野中的城乡关系及其出路(1)(2)
2015-11-05 02:24
导读：首先，回归日常生活能够在真实的存在方式中把握农民在城乡关系中的遭遇及命运。不可否认，结构、制度、城市化和乡村建设确实与农民的命运联系在一
首先，回归日常生活能够在真实的存在方式中把握农民在城乡关系中的遭遇及命运。不可否认，结构、制度、城市化和乡村建设确实与农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且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是，如果从农民命运的发生场域来看，这些总体性安排表现出一定的外部性。施加在农民身上的总体性安排与农民的真实存在方式并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前者是宏观的、静态的，后者是动态性的、实践性的。农民的真实存在方式并不是完全按照外部规划展开的，它还包含着总体性安排以外的逻辑、特征和内容。因此，从分析的意义上说，农民的真实存在方式包含着两种不同的逻辑，一是总体性安排所施加的支配性逻辑，二是体现农民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行动者逻辑。其中，行动者逻辑是日常生活的主体内在的和自在的特征。比如农民作为一个行动者所具有的自主性意向、植根于身体中的性情倾向和社会生活式样、累积起来的经验性和地方性知识等等。这两种不同的逻辑相互交织、参混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日常生活样态。也就是说，农民的真实存在确实是嵌入于总体性安排中的，但更准确地说，是嵌入于包含了支配性逻辑和行动者逻辑的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上，人们在感叹自己“命不好”或“命好”的时候，总是立足于日常生活的现实遭遇和实践场域而言的（也就是两种逻辑相互遭遇），而不仅仅是总体性力量对人的支配。因此，只有回归日常生活，才能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农民在城乡关系中的遭遇及命运。
其次，回归日常生活能够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把握城乡关系的实践形态。城乡关系既是构成性的，也是实践性的。城乡关系的实践并不是城乡结构、制度在理论上的运作过程，它不能脱离具体的人与具体的事而存在。相反，城乡关系的实践同卷入其中的社会成员日复一日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等生活体验与实践过程联系在一起。比如，城乡差距就是通过农民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差异体现出来的。各种制度安排只有对城乡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产生不同的影响时，才具有城乡关系的实质性内涵。对城乡两类社会成员来说，如果户籍分割没有导致
就业、福利、医疗、教育等一系列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差异，那么它仅仅是一种标识人口的符号。同样的道理，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化和乡村建设对于城乡关系的意义，也在于它们涉及到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并对日常生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归日常生活就是回归城乡关系的具体实践。一旦我们将目光转向日常生活，就会发现城乡关系的实践形态，具体表现为上述两种逻辑的互融互构过程。因此，城乡关系问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结构问题、制度问题、城市化与乡村建设问题，而应该理解为一种实践问题。改善城乡关系也不能仅仅在外部的规划和设计上做文章，而应该立足于城乡关系的具体实践，实现政策选择与城乡关系实践的对接。
大学排名 最后，回归日常生活能够为改善城乡关系带来新的政策灵感和经验启发。从根本上讲，改善城乡关系就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常规的观点认为，农民的弱小、非理性、依赖性和涣散性决定了农民不可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农民只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对象”。因此，相应的政策选择也就预先排除了农民的智识资源，最终导致以“极端理性主义”的标准把农民规划到一种人为的秩序和工程中去。从城乡关系的实践形态而言，这种政策选择仅仅抓住了日常生活的支配性逻辑，而忽视了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逻辑及其背后的社会含义。实际上，作为弱者的农民身上也蕴藏着重要的智识资源，也就是在日常生活的绵延中积累下来的实践知识。实践知识体现了农民展开社会生活、应对困境与危机的智慧、行动方式、逻辑、过程和思维。这种智识资源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实践知识为农民展开社会生活提供了一种知识观照和经验依据，减少了社会行动的盲目性，他们知道“怎么去做”才能保证其基本的安全，起码不至于更加糟糕；第二，作为一种经验积累的产物，实践知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能够不断吸收新的经验，并随着新经验的不断积累而发生变化、调整、扩充和发展，这意味着凭借实践知识能够不断改进社会生活状况。因此，要解决农民问题进而改善城乡关系，不能对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实践知识视而不见。游离于日常生活的行动者逻辑之外，必然陷入一种哈耶克所警告的“要命的自负”。这就需要回归日常生活，把作为行动者和历史创造者之农民的智慧和创造性带回到政策选择的知识系统中去，使外部的支配性逻辑与内在的行动者逻辑形成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