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常生活视野中的城乡关系及其出路(1)(4)
2015-11-05 02:24
导读：综上所述，农民的日常生产遭遇的是一个缺乏赢利空间的初级农产品市场；农民的日常消费面对的是一个垄断性和同盟性的次级消费品市场。二元市场结构
综上所述，农民的日常生产遭遇的是一个缺乏赢利空间的初级农产品市场；农民的日常消费面对的是一个垄断性和同盟性的次级消费品市场。二元市场结构对农民日常生活中两个最主要的方面形成了双重限制。自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这种双重限制构成了农民日常生活的总体性格局和支配性逻辑。农民的市场遭遇决定了农民日常生活的质量乃至农民的命运：不仅由各种渠道所渲染起来的消费欲望无法实现，即使一些实现自我再生产的基本消费需求也受到限制。由于缺乏购买力，在农村的消费品市场中，充斥着大量的便宜货、淘汰品、过期品、残次品、甚至假冒品。这就是城乡关系的一种日常生活形貌。面对城乡二元市场结构的支配性逻辑，农民似乎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但是，城乡市场的二元性所产生的支配性逻辑并不是农民日常生活的全部，体现农民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行动者逻辑也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且，要从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寻求改善城乡关系的政策灵感和经验启发，也不能忽视农民作为行动者和历史创造者所蕴涵的智识资源。
三、城乡关系的未来：以现代农业分工体系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
以上分析表明，二元市场结构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双重限制是城乡差距的关键。由于市场转型具有不可逆转性，农民的日常生产和日常消费不可能退出市场，另起炉灶。也就是说，改善城乡关系、缩小城乡差距不能离开市场这个基本前提。因此，历史留给我们的选择只有设法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破除二元市场结构对农民日常生产和日常消费的宰制。对于如何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讨论比较多的办法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借助组织的力量提高农民在市场中的博弈能力和谈判能力，同时促进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并规范农民的生产行为。从潜在的功能上看，组织起来确实能够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但是，从农民日常生活的行动逻辑来看，直接或简单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并不是一种现实和有效的选择。
中国大学排名 对中国农民来说，组织起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并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从农业合作化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就是通过组织的形式安排农民的日常生产和消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不会轻易消逝于中国农民的记忆，中国农村的改革本身也是对这种方式的否定。当然，学界提出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思路并不是要回到过去的体制中去，而是在现有体制框架中寻求一种经济合作。但是，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的行动逻辑也阻碍了农民参与市场过程中组织的形成和成长。曹锦清的研究表明，在应对价格波动和信息不灵的市场等外部威胁时，并没有萌生出农民的自发组织及通过组织表现出来的自治力量。当下农民的合作主要是私谊性和临时性的相互帮扶，远非现代意义上契约性和永久性的正式联合。[18]尽管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但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和其他外部力量介入的结果，难以体现农民的自主选择。从实际的效果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并没有带来全新的气象，农民的日常生产和日常消费依旧笼罩在城乡二元市场的阴霾中。相当一部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要么有名无实；要么名不符实。除了历史和农民行动逻辑上的障碍之外，把农民组织起来也容易把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
面对中国农民的组织化难题，不妨暂时搁置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思路，回到日常生活的行动者逻辑中去寻求答案。具体地说，就是考察农民用什么样的行动方式和逻辑应对日常生活的市场遭遇？这种选择包含了什么样的动机和诉求？体现了什么样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这种选择对农民的日常生活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对于改变农民的命运进而改善城乡关系具有什么样的政策启示？实际上，农民的应对措施主要可以归入两种类型：一是进城务工；二是跟从性的农业生产。这两种看起来平淡无奇的选择和行动逻辑，却蕴藏着重要的社会含义和智识资源，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理解和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