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阐释：重返隐喻背后的真实——论析苏珊(2)

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的出现使癌症不再如此神秘和令人恐怖。先前加在癌症之上的那些负担转移到了艾滋病之上。艾滋病(AIDS)—即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译作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症，或后天性免疫缺损综合症l—根本不是一种疾病的名称。它是对一种导致一系列疾病的临床状态的命名。关于艾滋病的隐喻描述侧重于它的传播方式，那些导致疾病的东西。它不可避免地让人想到滥交、反常的性行为(如同性恋)、放纵、犯罪(即沉溺于非法的化学制品)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大多数人眼里，染上这种病是对个体行为的惩罚，是咎由自取，它唤起的不再是理解，而是厌恶。在桑塔格看来，艾滋病的命名本身就是一个隐喻，她说:“但现代医学检查手段的胜利带来疾病观念的极度膨胀，其结果看起来也似乎是向医学必胜信念产生以前的过去时代的倒退，那时，疾病是数不胜数的，是神秘的，而重病发展到死亡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像现在，虽然存在医学上的失误或失败，但这一过程被认为是可以改变的)。就艾滋病而言，人们在还没有患艾滋病前就被认为是艾滋病患者;艾滋病产生了似乎数不胜数的大量症状一疾病;艾滋病无药可治，只能以缓和剂来苟延残喘;艾滋病给人带来早于身体性死亡的社会性死亡—艾滋病就这样恢复了类似前现代的某种有关疾病的经验”。就是说，艾滋病的命名被人们广泛地理解为“类死亡”—或一个社会性死亡的隐喻。

二剖析对疾病的单一阐释

桑塔格指出，她并不想描述疾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想描述围绕肺结核、癌症、艾滋病所编造的种种惩罚性或伤感性的幻象和陈见。“我的主题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情形……我写作此文，是为了揭示这些隐喻。”两篇文章不是有关疾病的医学专业论文，而是有关疾病的意义和隐喻的文化批判论文，是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批判，或者说是对关于疾病(当然不仅仅止于疾病)的那种竭力寻找意义的隐喻性思维方式的批判。如桑塔格所言:“使疾病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抚慰作用。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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