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本我的折射:萧红小说中的人性意识

　　论文关健词:萧红小说　人性　本我　杭争　忍受

　　论文摘要:萧红的小说关于“北方人民对于生活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叙写“力透纸 背”。小说对家乡人民悲惨生活境遇的描述，对国民灵魂的揭示，体现着萧红对人性自觉的关注，也表现出她人道主义的道德良知及在非常时期救亡图存的创作意旨。在她并非有意识地图解主流话语的创作思维中，折射着萧红本我的人性意识。

萧红的小说创作于三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因遭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同时为反抗民族压迫正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东北沦陷，生灵涂炭，以及自身际遇的颠沛流离，这一系列因素都使萧红的创作始终在关注人生和社会，她的成名作《生死场》更是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鲁迅《生死场序》)。从《王阿嫂之死》、《桥》到《红玻璃的故事》、《呼兰河传》、《马伯乐》，对家乡人民悲惨生活境遇的描述，对国民灵魂的揭示，都体现着萧红对人性自觉的关注，也表现出她人道主义的道德良知及在非常时期救亡图存的创作意旨。在她并非有意识的图解主流话语的创作思维中，折射着萧红本我的人性意识。

一、从反抗到死亡

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注倾注着萧红大部分的创作情感，这种创作倾向源于作家自身的潜意识的本位性别思考，表现出“女性作家的小说中浮现的对‘女性’这一性别特质的从发现到认同到审视定位的认知过程，并给予特殊的表现形态”。《小城三月》中的翠姨是一个有理想、渴望新知、向往思想解放的女子，但在她的意识深处封建思想禁锢还很深，她爱“表哥”，但父母包办的婚姻使她并不能获得自己所希望得到的爱情，结果只是在见到“表哥”大哭一场之后，抑郁地死去。翠姨和林黛玉等许多封建时代的女子一样至死也没能清楚地表白出爱对方的话语。在翠姨身上凝聚着萧红对社会压抑人性的鞭答。这里有一个鲜明的对照，1979年当代作家张洁也曾创作出一篇以青年女性追求自己的爱情为题材的小说—《盯梢》:具有腼腆个性的“二姐姐”与“三哥哥”两情相许，她也同样地没有表白，只是给她介绍的对象她都不同意。由于不便直问，“爱管闲事”的“二姨”只能明察暗访，查询“二姐姐”的意中人，最终成全“二姐姐”和“三哥哥”的幸福婚姻。相同的事情发生在具有相似性格特点的人物身上，不同的社会，人物的命运却是如此的大相径庭，小人生是大社会的反映不言而喻。翠姨的性格虽然内向，但她并不懦弱，在行动上她不断地对包办婚姻进行着推延与反抗，她临死前对着表哥的一场大哭可以看作是她反抗的高潮和终点。渗透于文本的表述是萧红对翠姨爱美的天性、渴望新知的心灵的赞颂及对她暗恋表哥的同情。

同是追求婚姻的幸福，《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的命运更加凄苦。小团圆媳妇本来是一个纯真的少女，嫁到婆家之后有时被吊起来用皮鞭抽打，有时又被火红的烙铁烫脚心，受尽婆婆的虐待，但她并不屈服，吵着要回自己的家。而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招致婆婆更残忍的虐待，在她生命垂危之际又受尽折磨，吃黄连拌瓦片，三番两次地被开水烫，终于在看客们热闹的欢笑声中冤屈地死去。她受到如此虐待的唯一原因就是想让她去掉孩子气，使之成为传统意义上端庄、稳重、任劳任怨的媳妇—婆婆把她看作是用十吊钱买来的商品，可以听凭自己的喜怒随意摆布。小说对小团圆媳妇作为十几岁孩子的天真习性被压抑、被泯灭的描写，是作家对人性冷漠、残忍与压抑的控诉。

《红玻璃的故事》中的王大妈曾经满怀豪情，想明年多种点地以接济贫穷的女儿，很有劲头地和邻里开玩笑、叙家常，充分体现了她与贫苦生活相抗争的精神，但当她看到红玻璃中自己、女儿和外孙女相同的命运轨迹时，她感到在强大社会的背景下个人抗争的无力和“不可逆”，她的信念被现实的残酷所瓦解，精神上的死亡也促成了她不久之后离开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