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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改造当以问题与主义并重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五四时期首先发生在胡适和李大钊之间的一场颇有影响的论争。胡适秉承实验主义的立场,对社会改造问题持循序渐进立场,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因此应当“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B]。李大钊则认为问题与主义不能决然分开,二者“交相为用”,“社会问题的解决”,应有主义的指导;而“谈主义的人”,“也须求一个实验’'C}o7 (p228-234)。后来胡适相继发表评论,改为主张少谈“抽象的主义”,也承认自己“对输人学理和新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而李大钊也承认自己从胡适文章中得到启发,承认自己“偏于纸上的空谈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文后发生的觉悟”Clod ( p230) o由此可以看出,从总体上说,这场论争是发生在新文化阵营内部两个朋友之间的争论,论争的双方都从对方身上吸收了新的东西,从而深化了对问题的认识。这场论争也有助于人们对问题与主义关系的进一步理解,这可以从罗氏对该问题的看法中得到印证。罗家伦的基本看法是:社会改造当以问题与主义并重。他说:“没有主义,对于问题便役有基本的主见,但是谈主义,而不能应用他到社会问题上去,则这种主义终归于贩卖的,舶来的,定浮而无所依附的,对于社会有什么益处呢?’,[l 2j1919年3月,罗氏在复易君左的信中就《今日之世界新潮》一文的文义进行解释时说:“我现在所研究的(说不到主张)是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是想根据现状,以民主主义的精神,先行改决社会各间题。;Cl:t7从问题与主义同等重要的思想认识出发,罗氏一方面积极宣传、研究西方学术、文化思潮,对五四时期的各种“主义”都曾广泛涉猎,以为解决问题的指导;另一方面他积极从事社会实践,探索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实际办法。如他曾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演讲,在风沙弥漫中对听众演讲《改良家庭户a7。他曾参观过唐山的矿场,对工人的困苦生活有深刻的体会[Cisl。他主编《新潮》,探讨社会问题,他还为《东方杂志》、《晨报》等报刊撰稿,广泛接触了社会各阶层,对社会的弊病有了探人的了解。“五四运动”爆发后,罗氏之所以热情地投人斗争之中,也是有着解决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问题的思想动机。所以,罗氏主张既要研究主义并以之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也要将主义应用到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去,二者不可偏废,这种认识是比较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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