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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梁启超开创了政治新闻学之先河。他将办报与强国联系起来,偏重报刊的政治功能,而在近代普遍被西方国家所看重的经济功能、娱乐功能则被明显忽略。这显然是一种观念上的误读。新闻传播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传播,不仅是一种社会政治活动,也是一种经济活动、精神活动和社会心理活动,而梁启超以政治事业为核心的新闻思想造成了单一化、强制性的内容选择和传播目标,从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新闻传播功能的整体实现。
3.俯视性的受众观
梁启超一生“流质易变”,但始终不变的是他追求强国的理想。在中国与西方的冲突碰撞中,梁启超敏锐地意识到智力教育的缺乏是中国遭受耻辱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中国人的智力的启蒙是复兴中国的重要的第一步。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宣称:“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梁启超将报刊作为启迪民智的重要手段。在《清议报》第11期《本报改定章程告白》中将办报宗旨概括为“主持清议,开发民智”。开发民智就是要宣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文化道德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思想启蒙工作。他在《新民丛报》创刊号《本报告白》中宣布了三条办报宗旨,其中两条是“本报取《大学》新民主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梁启超积极从西方思想中寻找武器,向人们宣传介绍了一整套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社会政治学说和科学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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