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沈从文小说中“杀人”叙事的精神向度

　　论文关键词：沈从文；杀人叙事；思想启蒙；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沈从文有不少小说涉及杀人。尽管沈从文将杀人叙事控制得如此不动声色和若无其事，但仍可窥见其中所蕴涵的多重诉求：以展示当权者滥杀无辜的事实否定军阀政治；从剖析愚昧的国民精神状态切入，昭示实现人的现代化之必要；从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病症”入手，引发构建现代文化的热情。

以擅长描写田园牧歌著称的沈从文，也有不少小说涉及“杀人”。在《我的教育》、《黄昏》、《新与旧》、《菜园》、《巧秀与冬生》、《渔》等作品中，都有着大量令人触目惊心的有关杀人叙事，而更让人疑惑不解的是他的叙述风格。杀人，对大多中国现代作家特别是左翼作家而言，简直就是梦魔。他们面对种种血腥杀戮，总是按捺不住心中的热情与愤愈，或抒发对践踏生命权势集团的强烈憎恨，或宣泄对漠视生命、缺乏怜悯的看客现象的痛心疾首，充溢着义愤填膺，甚至“就欠跳下讲坛参加‘决战’的行列”。而沈从文笔下的杀人叙事，不仅被控制得“不动声色”，而且还能通过诗性观照，将其铺叙在读者面前，既少孤愤，也乏激越。于是，有论者认为沈从文杀人叙事的“独有的风格”，“怪异得甚至使人不能理解”，并由此得出其“思想空虚”的结论。那么，沈从文构建的杀人叙事话语果真如此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一

　　沈从文的大部分作品并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便是涉及到了此类话题，也能将其“转换”成单纯的审美评价。比如《菜园》写当局杀XX党，但作者却是将审美观照的焦点对准了玉家主人的“林下风度”，而对死亡仅用淡笔轻轻掠过。

沈从文不愿意从社会变革这一角度来评价历史，是因为他对军阀政治有着本能的反感。沈从文幼年时就经常看处决犯人。湘西辛亥革命暴动的失败，又让他第一次看到了“人头如山，血流成河”的景象:道尹衙门口地上、鹿角上、辕门上无处不是布满肮脏血污的人头和一串串耳朵。目睹这些场景后，沈从文产生了这样的困惑:“为什么他们被砍，砍他们的人又为什么?心中许多疑问，回到家中问爸爸，爸爸只说这是‘造反打了败仗’，也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虽然心生怀疑又不得要领，但沈从文还是凭直觉感到:“用杀的方法不是一个聪明的处理国家的方法。沈从文参加湘西部队后，时常面对各种血腥杀戮的经历。随着沈从文写作生涯的开始，这种体验也逐渐内化为一种无意识记忆，并像恶魔般时常噬咬着他的灵魂。他在一篇讲述杀人故事作品的结尾处写到:“我老不安定……有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我说出来，你们却以为是个故事，没有人能够了解一个人生活里被这种上百个故事压住时，他用的是一种如何心情过日子。

沈从文描写杀人行为，不仅仅是借叙述的力量化解自己内心那欲罢不能的生命创伤，更重要的是，借此抨击、批判当时反动的当权者滥杀无辜的行为。“我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常见大规模的屠杀，特别是辛亥革命那段时间。这给我一个远久的影响—就是认为不应有战争，特别是屠杀，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杀别一个人。……到了我能够用笔来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我就反映这个问题。沈从文最让人震撼的杀人叙事多为揭示当权者任意滥杀无辜百姓、草营人命的故事。如《我的教育》、《山道中》等作品都抨击了军阀滥杀无辜行为。《我的教育》中的军阀为收刮民脂民膏，经常借“清乡剿匪”之名，行敲诈屠戮百姓之实，把无辜百姓当土匪抓，再以莫须有之罪将其砍头。沈从文认为:军阀集团为争夺政治控制权而展开的屠杀，其实质只不过是当权者为了倾扎异己力量，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而已。最能表现沈从文这种观点的是那些近似于“历史寓言”的故事，如《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新与旧》。前者借湘西的“改土归流”事件，影射当时的湘西军阀为争夺湘西控制权而带给普通民众的血腥灾难。“大势力”人侵后，当地民众的生命就被政治新贵所控制。所以，那躲在山洞中不愿接纳新政权的七个野人自然难逃一死的命运。后者则通过两个不同时代杀人故事的比较，寄寓了虽然时代前进了，但“杀人”的历史仍在继续。上述作品在显性层面并没有道出谁是真正的杀人元凶，但在隐性层面无疑将矛头指向了军阀当权者。正是军阀们滥用权力、大开杀戒，才会造成大规模人间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