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同外交决策理论中的“判断问题性质”问题(3)
2016-09-27 01:11
导读：3 政治心理学者眼中的“判断问题性质”政治心理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则更有自己的特色一些。政治心理学者突出了决策是由人做出的这个最基本的事
3 政治心理学者眼中的“判断问题性质”政治心理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则更有自己的特色一些。政治心理学者突出了决策是由人做出的这个最基本的事实，决策首先是一个心理活动过程，决策者倾向于从内向外的看问题，决策过程的组成部分——“判断问题性质”是形成一个对所面对的问题的基本看法的过程，是一个心理认知过程。而对这一过程影响最大的是决策者的认知结构，及对其认知结构形成有影响的要素。这些要素则包括信仰、价值观、个性、兴趣等。在这里，性质与其说是被判断出，不如说是被建构出。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还是决策机制研究者，都牵扯到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决策主体的利益是外界给定的”，“参与决策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利益或保护利益”。但“利益”一方面不是一个定量，外交决策的互动乃至外交决策制定过程本身，都会使“利益”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决策者自身的认知结构、心理特性也参与决定决策者的“利益”所在，从而使“利益”成了一个有无限内涵的符合决策者心理需求的事物的集合，不可清晰描述，不易被其他决策者认知。实际上，我在文章开头所讲的那个“判断问题性质”的简单理解，所包含的两个过程，形成某种认识和形成某种对认识的认同在这里的区分最为明显。在形成认识和形成认同的过程中，对“外在事态”的认识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形成认识的过程中，“外在事态”制约着认识的内容，认知结构、心理特性只是赋予这种事态以不同的意义，但现实中的决策者在认同某种认识上，认同的客体是对“外在事态”的认识，而不是“外在事态”。而将“外在事态”串在一起，并得出一种特性的逻辑思路在认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非常重大。因为在决策形成过程中，最终的输出结果如果是唯一的一个决策（至少在文本上是唯一的一个有关行动方案或目标的论述），各个决策者之间的认知发生碰撞，体现为政策辩论，而“外在事态”很难存在争论或者除非存在故意隐瞒重大信息的情况，对“外在事态”的客观描述可以形成一种共识。但之所以最后还会存在争论，是因为不同的人对这种“外在事态”的认识，由于认知结构和心理特征会有很大不同。可是最后还是要尽力达成一个共识，这种情况下，不同人的论证逻辑、论证思路发生直接的碰撞，而争论逻辑与思路之间谁更“符合现实”的过程，也就是争取对自己的逻辑与思路的认同的过程。这些逻辑或者思路的不同，实质上也就是不同的认知结构、心理特征所致。因此，我认为，“判断问题性质”在政治心理学者的决策理论中，体现为：对“外在事态”的认识由于心理特质和认知过程的不同，形成了区别；但由于决策的本质是选择，选择的结果是某个确定的唯一的政策，唯一的政策基于一致的对某一事态的认知及对该认知的认同，因此各个决策者为争取多数决策者对“外在事态”的某个认识的认同，进行政策辩论。这个辩论的本质是不同决策者的认知结构和心理特征争取多数决策者的认同。即“判断问题性质”最后演化为对“认同基于哪个决策主体的认知结构和心理特征的对某种事态的认识”的回答。政治心理学者的分析是非常细致深入的，尤其是在对某个具体决策的解释上非常有说服力。但政治心理学者的分析也有自己的不足。且这种不足在“判断问题性质”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对认知过程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过多，以至于若将判断问题性质看成是建构对问题性质的认识乃至认同的过程，则认知结构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改变，被哪些因素改变，是一个难以衡量、估计甚至难以察觉的问题。况且如果决策者都有自己独特的认知结构，则即使了解每个决策者的对“外在事态”的认识，也无法推测最终体现于文本的决策内容。从而从国家的角度，从普通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决策过程尤其是其中“判断问题性质”的过程将变得异常之复杂，与其说是打开了黑箱，不如说是既告诉我们有无数个黑箱，又告诉我们每个黑箱的打开方法不同，然后再说只有打开每个黑箱才能了解决策的本质，那这一切的最终结论究竟是打开了黑箱还是没打开，还是不可能打开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外交是互动性的，一方要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对方的行为。如果外交决策中一方对另一方的“判断问题性质”过程无法做出一个基本的把握，那么前者的“判断问题性质”过程就无法形成包括后者介入后的事态的特性、后者行为的意图的特性、后者对前者的可能采取的行动的预判等重要信息在内的命题集合，而形不成这样的命题集合，则很难形成一个会被决策者认同的对“客观事态”的认识乃至最后体现在文本上的具体决策。最终外交的互动过程难以为继。政治心理学者的分析让人充分意识到了决策的复杂性、不可预知性，但如果复杂到不可预知，那么采用一些对交涉双方通用的假设会不会让决策过程，尤其是“判断问题性质”过程变得清晰乃至可以认知。很多情况下，让交涉的对方什么都不知道比让对方什么都知道的危险更大一些，若对方什么都不知道则我行我素的一发不可收拾或采用不恰当的方式试探我方的行为方式，会导致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局面。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现实主义者的外交决策理论依然会有很大影响力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