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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同外交决策理论中的“判断问题性质”问题

2016-09-27 01:11 【摘要】：“判断问题性质”问题是一个在外交实践中常常遇到，而在外交决策理论研究中很少被专门提及的问题。本文意图通过考察并评价在不同的外交决策理论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情况，得出一些新的见解。【关键字】：外交决策理论，判断问题性质，政治心理学，现实主义外交决策理论，决策机制研究

外交决策研究无论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还是在国家对外政策研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外交决策研究与具体的外交实践之间关系紧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对国际关系史上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分析与解释，还会对处理实际中的对外关系事务有很大的帮助。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外交决策研究的发展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有一定关联性，又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相联系，且现代国家的对外关系事务也正呈现出多领域交叉的特点，因此外交决策研究本身也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性质。外交决策说到底，正是面对外交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的决策。决策的本质是一种选择，如果没有遇到问题，何言选择。外交决策研究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实用主义倾向较浓厚的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研究。外交实践本身，也是面对问题的实践，不管是要解决客观事态中存在的问题，还是解决主观认知中存在的问题，判断问题的性质都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在美国学者斯奈德曾经提出的外交决策的10个特点中，“判断问题性质所需时间较长”也位列其中。可见，“判断问题的性质”在外交决策的研究中是个必须面对的问题。由于不同外交决策理论的关注点不同，它们对“决策”的定义，也有很大不同，但都认为“决策”是一个“过程”，无论是目标明确的理性选择过程，还是一个政治性的社会组织过程，或是心理认知过程。而“过程”这个概念，有两个内涵，其一是时间上的延续性，其二是事态上的变化性。我在这里想谈的“判断问题性质”，也由于不同决策理论的不同，从而在不同理论中会有不同的意义。但就像“决策”是一个“过程”一样，“判断问题性质”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简单的理解为：“决策主体在一段时间内形成对这样一个命题的认同的过程，该命题的内容为决策主体对所面对的某种事态的特性的认识。” 当然，决策过程的最终产品一定会是唯一的具体的体现于正式文本中的关于行动方案、行动目标的叙述。这个叙述有可能不够清晰，有可能不够具体，但这个叙述一定是经过一段时间内的一个决策过程的最终产品，而这个决策也一定是诸多被想到的或未被想到的方案和目标的其中一个，一定是某种选择的结果或某种选择的过程。我对“判断问题性质”的定义中， “判断”的客体为“某种事态的特性”，即这种事态之所以不同于另一种事态的原因。而这种判断的结果，即被形成的认同将要作为一个限制性的变量进入外交决策过程的另一部分—对选择行动方案的思考中。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有时候，决策主体即使对“某种事态的特性”有清晰的认识，也不会采取针对这种事态的行动方案乃至预案，这并不是因为“认同”的改变，而是因为一些限制因素的出现，如外交目标与其他目标的冲突或“决策主体与决策执行者的认知不同”作为一个限制变量也介入到决策主体对“选择行动方案”的思考过程中。因此，“知行合一”并不必然出现在外交决策的过程中，导致“判断问题性质”的结果不必然决定外交决策。但缺失“判断问题性质”的决策过程是难以想象的。如果将决策理解为一种“选择”，无法“判断问题的性质”则无法使用“选择的标准”进行方案与目标的选择。如果将决策理解为一个“过程”，没有“判断问题的性质”的过程则无法界定决策“过程”的起点，从而既无法对这一“决策”进行有效分析，另一方也无法针对这种无“判断问题性质”过程的“决策”过程进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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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外交决策分析理论的核心观点概括有关外交决策分析的理论研究，自斯奈德1954年发表《决策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一个方法》以来，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在研究过程中主要形成了三个流派：在冷战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者、关注于官僚机构与组织过程的决策机制研究者、以及关注于决策者心理过程的政治心理学者。不同的学派虽然都承认外交决策是做出选择的过程，但关注的重点却不同。现实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是：外交决策的主体是国家，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在谋求权力与安全的时候，国家采取的是有目的的政策，或者说出于主观期望是按照功利原则或理性规范行事。” 因此现实主义者对外交决策的理解是：外交决策的手段和目标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国家利益一旦确定，外交决策就是对特定国际环境下的目标和手段的准确计算。整个决策过程可以用理性选择模型来分析。理性选择模型发源于经济学，发扬光大于博弈论，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有重大的影响。外交决策分析中，常被应用的博弈论方法，对决策主体的理性假设的主要内容是：决策主体知道他的选择内容，对未知的事物形成预期，具有明确的偏好，并在经过一些最优化过程后审慎的选择自己的行动。在这种方法的应用过程中，有关决策主体的假设也有一些重要的修正，如强调决策主体追求的并不是最优，而是较优，如维持最稳定的状态比最大化收益更容易被政治行为中的决策者选择；强调政治中的收益的特殊性等。但在现实主义者的外交决策理论中，理性选择假设的明显偏好是关注于国家安全利益，预期也多倾向于高估对方的攻击性或扩张性。与之相反，决策机制研究者反对将国家认为是单一的行为体，认为决策机制（决策背后的政治制度、体制、机构乃至规章制度）约束了决策者的理性选择。正如贝科威茨在《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中所言：“对外决策的根源必须从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国内需要与要求中寻找。对外政策制订过程也只能在公共政策制订的总的框框里去理解。对外政策过程尤其需要理解个人与制度间的关系，更为广泛的社会环境对这种关系的影响，以及造成政策的连续性与改变的诸因素。” 决策机制研究者内部又可分为组织过程模式、官僚政治模式这两种不同的对决策机制的理解。而有关这两种模式的研究成果，可归纳为“前一种模式认为政策是基于组织内标准作业程序的一种机械或半机械过程的产物，是各种组织间竞争和妥协的结果，是国家利益、部门利益和政治目标的平衡结果。国家决策者常为官僚机器所左右，而且政府没有相应的组织应对突发和新问题，决策部门缺乏多种选择，面临政府部门利益的激烈争斗，难以解决政策的执行问题等。后一种模式认为政策是国家政府成员间讨价还价的产物，根据这一模式，关键者是总统、总理、高级行政和立法部门领导，当然，政府外成员（如利益集团）有时也起重要作用。该模式强调三点，其一是谁参与决策。其二是决策参与者同面临的问题之间的利害关系。其三是决策成员间如何调整相互关系。政府政治模式认为，决策参与者并不真正关心制定和执行最佳政策，而是其最佳政治利益和影响，因而常会导致政策的前后不一、目标不明乃至危险的结果。”当然，最终做出决策的还是活生生的人。政治心理学者关注的重点也在于此，他们认为：“一切客观的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影响外交政策的结果。决策者的价值观和其他心理倾向指导着他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他根据观察到的‘心理环境’制定外交政策。外交政策制定者的价值观、认知方式、性格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外政策的结果。” 这一学派的代表作，如杰维斯将认知心理学与国际政治学相结合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杰维斯认为：国家决策者的错误知觉可能加剧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导致国家之间的战争。而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主要包括认知相符现象、诱发定势、历史包袱，经常发生的错误知觉则包括将对方想象为内部团结一致、令行禁止的行为体；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被影响的程度；愿望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