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旅行与翻译延异——试论西方思潮在中国的

　　论文摘要：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总是受到一定意识形态的控制。在近代中国风行的西方思潮经过了“理论旅行”，即历史情景和空间地域的迁徙之后产生巨大延异．与其“母本”有所不同。本文以现代主义，人文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西方思潮在新时期中国阐释的理论延异为例，探讨翻译延异和“理论旅行”问题。

　　论文关键字：“理论旅行”；历史情景；空间地域

　　一、从“忠实”传达到翻译延异

　　翻译活动以及随之开始的翻译研究已经有千年历史了，但是时至今日。翻译的定义、本质及学科定位仍然人言人殊，未有定论。人们给翻译下过很多定义。也推出过很多翻译标准。从严复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信达雅”，到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到国外泰特勒(AlexanderFraserTyler)有名的“翻译三原则”q)以及奈达(EugeneNida)的“动态对等”虽然说法各有千秋，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是本质上都体现出原文文本中心论的思想，强调一个对原文文本的“忠实”传达。着眼于一个“信”字。
　　自翻译活动和研究开始之初，由此产生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在翻译标准问题上当然也存在其他声音，比如本雅明在《翻译者的任务》一文中就指出：“如果翻译的终极本质是努力达到与原作的相似性，那么任何翻译都是不可能的。”他将原作的内容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比喻成水果的肉与皮那样不可分离，而到了译作，语言与内容的关系却是隔离的．这种隔离导致了原作与译作的差别。他明白指出“‘信’究竟能对意义的表达起什么作用呢?翻译中个别词语的‘信’几乎永远不能完全再生产原词的意思。因为这个意思，就其原文的诗歌意韵来看，并不局限于所指的意义。而是赢得这样一种诗歌的意韵甚至于达到所指的意义受到个别词语的意指方式制约的程度。当人们说词语具有情感内涵的时候，他们通常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句法的直接转换使意义的再生产成为泡影，并有直接导致不可理解的危险。”(本雅明，1999)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德里达与本雅明持有相似的观点，在他眼里。翻译也是一种延异的书写活动。因而翻译对于原作只能是一种“变形”。在其《书写与差异》汉文版面问世时，他对译者张明说：“从某种角度上说，它会变成另一本书。即便最忠实原作的翻译也是无限地远离原著、无限地区别于原著的。而这很妙。因为，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德里达，2001)

　　二、“理论旅行”：历史情境与地域空间的转移

　　就翻译延异问题．本雅明与德里达的论述主要着眼于语言阐释层面．赛义德批评了语言阐释的泛泛而论．他注意到如果将翻译的延异问题与地域空间的迁移和历史情境的变化联系起来，无疑将会衍生出更深一层的意义。
　　直接启发赛义德对此问题思考的是卢卡契…戈德曼事例．即卢卡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其人室弟子戈德曼翻译迁移至巴黎后产生的理论延异，赛义德据此提出其“理论旅行”理论。卢卡契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者．戈德曼则是巴黎大学的历史学家．在将卢卡契的理论翻译迁移到巴黎时戈德曼的巴黎语境使其“把卢卡契的造反的强烈敌对意识改变成一种兼容并包的对应性和同源性意识”．将“一时的造反意识在另一时变成了悲剧观念”，理论延异由此产生。对于这一事例的解释赛义德没有跟随语言阐释学派的泛泛而论．而是转而强调理论移动的历史情境和空间地域。他说：“我们已经听惯了人们说一切借用、阅读和阐释都是误读和误释。因此似乎也会把卢卡契一戈德曼事例看作证明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所有人都误读和误译的又一点例证。倘若下此结论，那就太让人失望了。”他认为以“那种漫无边际的关于文本间性的理论”来解释这一问题未免空洞，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把(出现的)误读判断为观念和理论从一情境向另一情境进行历史转移的一部分。卢卡契写作时所处的和所服务的情境中产生出他关于意识和理论的思想，与戈德曼在自己所处的和所服务的情境中产生的思想是大不相同的。如果把戈德曼的著作称为对卢卡契的误读，随即把他的误读与所谓阐释是误释的一般理论挂起钩来，那是对历史和情境置若罔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