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批判话语的构建——论析老舍文化批判精神

　　[论文关键词]老舍；市民文化；批判精神

　　[论文摘要]老舍的创作始终贯穿着一种独特的文化批判精神，在对自己深浸其间的市民文化在表达眷恋的同时也透露了同等的忧思。他既坚持启蒙理性，承续了“五四”国民性批判的主题，又对走入偏执的启蒙观进行了反思，尤其是对于价值失序中道德信念的沦落状况深表关注。在“感时忧国”的时代精神之外，老舍努力去探索开掘人性中潜藏的病态，建构起了多维度的批判话语体系，也彰显出了他的批判精神的深邃。

老舍是一个具有独特生存立场和价值立场的作家，面对中国历史转型期的种种不合理现象，他以自己的精神操守和认识体验为评断基准，以嘻笑怒骂的创作为武器，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种种缺憾性的社会存在。樊骏先生在谈到老舍先生的现实主义时就说“如此贴近生活的原生形态，显示出生活冷峻严酷的一面，朴素本色的现实主义，是老舍的特色。这样的现实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较为少见，而更接近于西欧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尤其是与托斯妥耶夫斯基、狄更斯等人的现实主义有些相似之处。纵观老舍一生的创作，他的作品具有开阔的批判视野，这种批判几乎触及到社会、历史、道德、文化、人性的方方面面。老舍凭借着此类批判性话语制造了一种文本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建构了一个与缺撼性现实相制约、相抗衡的批判系统。尽管老舍在不同作品中批判的重心不同，流露出的情绪也或激愤或悲痛，但无疑都显示了作家对于社会文化的深情思考、对于民众真挚的人道同情、对于健康人性和完美世界的渴望。

　　一、文化批判对象的置换:由传统文化到市民文化

贯穿其一生，老舍始终坚持以“文化”作为理解人类世界的出发点，坚持将文化批判奉为创作的逻辑前提和归宿。不过作为后“五四”一代，老舍对于文化有自己的独特理解，他更为看重的不是挣脱一切封建罗网的“个性”解放，而是由群体行为所体现出来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他一直强调“文化”应为一个民族的命脉和立国之本，他认为要想使中华民族不灭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进行文化重建，然后方能实现民族自救。老舍的文化批判虽然有时也针对传统礼教文化对人性的扼杀，对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束缚，如在《老张的哲学》中对传统宗法伦理的代言人赵姑妈的讽刺性调侃，但并不占太大比重。在《二马》中，中英两种文化价值体系的对照首先引起老舍注意的是，在西方活力奔突的实用文化映衬下，中华民族“出窝老”的痛心事实，而对于英国文化中更具特色的那种对个体价值与尊严的肯定却并未表现出相应的兴趣。《四世同堂》中驱使瑞全决然出走的也并非是他对个性解放的渴求，而是一种杀敌卫国的责任感。战争风云一过，瑞全又安心复归到了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中。《牛天赐传》写一个白纸一般什么都没有的小生命，如何被父母所代表的“仕禄文化”所濡染，渐渐陷人社会固有文化的酱缸中养成典型的“国人”性格，并最终一事无成。老舍认为中国文化中的这些消极因素才是导致国民性屏弱、国力衰微、民气不振的罪魁祸首，剪除它们才是文化重建的当务之急。

最为难得的是，老舍对于其置身其间的市民文化也有清醒的认知，在留恋与亲和中并没有放松对这种文化里惰性因子的警惕。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小心翼翼地对其实多有重合交叉的传统文化和市民文化加以区别对待，并不讳言自己对后者的眷恋。在对其进行观照时，老舍已不再去刻意强化它与“现代性”的截然对立，而是力图去审美地再现这种生活的艺术或艺术化了的生活，诚如赵园指出的，北京文化“作为‘前结构’规定和制约着人们对北京的文化认识、文化理解，诱导着他们观察北京的眼光、角度，训练了他们以他那种方式领略北京情调、北京风味的能力。比如，在小说《老字号》中，老舍对有悖于以逐利为根本特征的现代经营方式的礼仪文明与人情慰贴在道义上大加礼赞;在《四世同堂》中表现出对于大家庭秩序与温情的肯定;在《正红旗下》中流露了对于旗人生活精致闲逸情调的追慕。然而，此种眷恋终归只是一种情感姿态，老舍并未将之作为一种规范性或排他性的价值选择而走向保守主义的文化守成。那种文化自省意识始终在警示着老舍并促使他努力在创作中实现理性与情感的剥离。老舍深知这种精致的生活艺术与飞速发展的时代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拉大，它正不可遏制地走向败落，如《断魂枪))中老舍所说，属于它们的那个世界“已被风吹走了”。在《四世同堂》中，可读到经历了内心折磨后的老舍，对这种充满封闭性、稳定性、保守性的市民文化进行的批判:“我可以说，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我自己惭愧，同时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的蹂厢，以致于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