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批评的错位——论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

　　论文关健词：大众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　有效性

　　论文摘要：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引进，刺激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开展，但不加辩析地搬用西方批评资源无疑是对当前中国本土语境的漠视进而造成批评的错位和残缺。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有效性思考分析，探讨大众文化批评存在的局限。

　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崛起及其对整个社会文化、经济生活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已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最纷繁复杂、引起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大众文化逐步取得主导地位的过程中，有关这一新的文化形态的理性思考和批评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尽管从总体上看来，大众文化的研究在一步步从片面走向全面，从表层走向深人，但当我们翻阅汗牛充栋的关于大众文化的文章时，不难发现大众文化批评在研究范围和深度上、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很多问题，而在西方理论资源的借鉴上存在的弊端却被解决大众文化现实问题的急切心态所遮蔽，不少人习惯于将西方现有的关于大众文化的理论拿来即用，从而忽视了中国大众文化的独特之处。显然，任何一种理论，其有效性都会有各种时代的、地域的条件限制，如果不分时间、地点拿来就用，必然会犯教条主义错误，其有效性也会大打折扣。检视一下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批判大众文化的著作或编著，诸如王德胜的《扩张与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肖鹰的(形象与生存—审美时代的文化理论》(作家出版社，1996)，陈刚的《大众文化的乌托邦》(作家出版社，1996)，黄会林主编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单世联的《寻找反面》(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姚文放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等等，都无一例外地引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的一章《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更是被奉为宝典。一时间，大众文化的商业化、模式化、标准化、伪个性、反艺术、批量化、平面化等表述模式成为中国大众文化批判者的口头禅，文化工业用认同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来控制和操纵人们的日常生活，大众的审美能力在批量生产的大肆进攻下日益走向退化的边缘，大众文化所提供的娱乐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幸福意识”，大众对文化工业的接受是一套行为刺激反应模式，个体纯粹是被动的接受者等等诸如此类的批判话语高频率地出现于上述论著中，这使我们不得不发出疑问: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分析中国90年代大众文化，是否认真考虑过这个理论和批评框架在中国的适用性与有效性问题?进而言之，这种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一味认同所造成的单一化理论批评格局及由此生发的批评语境的某种错位，是否值得我们去认真反思?

法兰克福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立足于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点上的，它能否不加审辨地进入到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批判场，其前提是颇值得怀疑的。且不说20世纪80年代初的港台流行歌曲、音乐与当时的精英文化在反“文革”的颠覆和反抗的思想解放层面不无“合谋”关系，不能用法兰克福的那一套话语予以“棒杀”，即便如当前的大众文化也不能以阿多诺所说的“反启蒙”一笔抹煞之，相反，“在中国，启蒙运动从来没有能像媒介文化那么深入广泛地把与传统生活不同的生活要求和可能开启给民众。群众媒介文化正在广大的庶民中进行着五四运动以后仅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完成的现代思想冲击。在这个意义上，群众媒介文化在千千万万与高级文化无缘的人群中，起着启蒙作用。“尽管“启蒙”只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诸种功能之一，但正由于它的存在使得想当然地搬用“反启蒙”予以反击的图谋宣布解合法化。不仅如此，中国纷繁复杂的现实环境，中国的商品经济是否已经达到成熟的“文化工业”的水准，中国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三个文化圈之间分化、交融、渗透的态势，这一切都是我们运用法兰克福学派这把手术刀解剖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时不得不注意的问题。我们的见解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