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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封建社会教育制度的批判是毛泽东早期文化批判思想中极为精彩的内容。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体育之研究》、《女子教育经费与男子教育经费》等早期文化批判文献中,以大量的笔墨、浓烈的情感批判了封建教育制度。毛泽东认为封建学校推行的复古主义教育方针和繁琐的规章制度严重压抑了学生的个性,使学生不可能自由发展。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对当时学校的课程设置深表不满,认为过重的课程负担,使得学生根本没有时间与精力思考和质疑问难,因此毛泽东主张精简课程,让学生有时间自由研究和学习。
青年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并不是独白式的,而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群情激昂、同仇敌汽的文化批判和声中的一个乐章。这些振聋发馈、令人震慑的批判使国人深刻地意识到,数千年以来我们不知不觉、习以为常地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已经危机重重,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和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论新阶段》、《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化批判的经典文献中,对中国具体国情和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认识逐步深人。在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命题。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强调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 1938年10月14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更加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巫待了解并巫须解决的问题。”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毛泽东呼吁必须抛弃教条主义,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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