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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率偏低原因探析及解困路径

2017-08-06 06:52 　　

　　摘 要：由于预期收入支出失衡、消费结构难言合理、市场机制建设滞后、预算外资金漏使用、税收体制削弱消费的原因，我国消费率长期偏离正常水平，导致内需不振。为此，需要促进市场体系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收入分配关系、预算外资金需监管、优化税制激励结构，全面有效地提升我国消费率水平，促进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关键词：经济增长；消费率；产业结构；收入分配
 
　　Abstract： Domestic demands still runs sluggish for consuming rate has long been deviated from the normal level which stems from imbalance in expected income and expenditures and ill consuming structures and la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arket system and omitting to the usage of extra budgetary funds as well as weakening force from taxation system. Thus, measures such as market ameliorations and improvement in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and adjustments in income distributions and surveillance in extra budgetary funds and perfection in the structure of incentive within the taxation systems should be taken on with the purpose of not only advance the domestic consuming ratio but also promote the economic forward in a more health and harmonious state.

　　Key words：economic development;consuming ratio; industry structure; income distribution オ
　　
　　中国目前正处在由资本要素驱动的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资本的收益通常高于劳动的收入，而资本收益主要是用于再投资。所以当劳动收益相对偏低时，中国消费偏低和内需不足的矛盾就逐渐累积，导致了长年内需不足。本文通过以提升消费率为目的的公共服务供给思路及路径选择的基础上，分析提供公共服务与提升消费率的关系，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助益。
　　
　　一、消费率相关国际比较
　　
　　就绝对而言，我国的消费率不仅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0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5.3％，其中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分别为77％、74％和78％。同期，我国消费率为 61.1％，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4.2个百分点，比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平均水平低 13%~17%。从较长时期的平均水平看，我国消费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幅度更大。20世纪90年代，世界平均消费率约为79％，而我国仅为59.4％，相差近20%［1］。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通过与与其他国家的最终消费率、国内储蓄率、资本形成率、家庭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等几个指标的比较，我们能得出更直观的结果。以最终消费率为视角，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不仅低于OECD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上最低收入国家(LIC)和印度。其原因或许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恩格尔系数高，或许是制造业和工业化水平低于中国，从而提高了其消费在GDP中的相对比例。从家庭消费率来看，中国的比率也要低于其他OECD发达国家和最低收入国家。但是中国政府的消费率却明显偏高。中国的政府消费不仅在上世纪80年代后高于世界上最低收入国家，而且也明显高于韩国、印度，并且与日本的政府消费率相近。如果没有政府相对高的消费支出，中国总体的消费率可能会更高。
　　二、消费率趋低原因剖析
　　（一）预期收入支出失衡
　　1996年以来我国的登记失业率高于1996年以前[ZW（DY]1996年及以后各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R］.[ZW）]。失业退岗(内退)人员急剧增加，城市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的收入水平滞留于相当低的水平。此外，城镇在职人员总收入结构中，工资外比重大大增加(已超过50%)，使得收入预期更为不确定。在支出预期方面，城镇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基本支出却在稳定增加，如伴随改善性需求的房产市场需求弹性更为缺乏。此外，农民收入增长放慢的实际效应、舆论对于WTO后将对我国农业巨大的冲击宣传等负面消息的影响，农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普遍下降。与此同时，农村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养老储蓄的积累特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的相关度［2］。由于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受到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使得消费行为变得谨慎，社会消费倾向难以有效的提高。

　　（二）消费结构难言合理
　　就消费主体结构而言，最终消费可以分为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两部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增长明显慢于政府消费，1990—2004年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年均分别增长14.3%、15.2%居民消费增速慢于政府消费0.9%；居民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呈略微下降的趋势。二是消费地域结构。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距，造成社会消费品销售进一步向发达的东部地区集中，东部地区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社会总额的比重达到60%，且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三）市场机制建设滞后
　　无论是在早期的凯恩斯消费函数中，还是在现代的诸如莫迪里安尼(Modiglianli)、布鲁贝格(Brumberg)以及弗里德曼(Friedman)等的生命周期模型和持久收入模型里，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需求的最基本因素。因此，收入增长也就成为制约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成熟的市场机制能够引导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经济结构会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的变化而逐渐趋于优化。在长时期里，全社会劳动力基本能实现充分，要素所有者即居民的收入能与整个国家GDP保持同步增长［3］。

　　（四）预算外资金漏使用
　　预算外资金用于投资的比例仍保持较高的增速，这缘于地方政府依然还扮演着投资主体的角色。由于寻租示范效应的存在，导致全国预算外资金用于投资的比例就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一方面是预算外资金占GDP的比重上升，另一方面是预算外资金用于消费的比例减少，如果其他条件不变，GDP消费率下降不可避免。我国预算外资金使用上的问题是日趋严重，在较大程度上对消费的成长进行了畸形培育。
　　（五）税收体制削弱消费
　　现行的税收制度难以调动地方政府扩大消费需求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在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外，还有追求财政收入增长，地方政府更不具备刺激消费需求的有效政策措施。同时，对个体经营者的税率和所得的税率较高，负面因素都很大，只是表现方式有异。虽税率不再扩大，但处在高位运行，制约着个体经营者的发展壮大。［4］也就是说，现行税制鼓励而不是，难以适应日益增加的岗位需求，有碍于财富的积累和福利的增加。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值得指出的是，收入差距过大并不必然会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中国无论是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和自己的过去比，目前的居民消费倾向确实偏低。但是，消费倾向绝对数的高低与其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消费倾向低最多能解释消费率比较低的情况，而不能解释消费率持续下降的现象。居民消费占比持续大幅度下降的原因，要么是消费倾向持续大幅度下降，要么是居民收入占GDP 的比例持续大幅度下降，或者是两者同时发生。
　　
　　三、提高消费率对策解析
　　
　　（一）协调预期收支差异
　　1.促进市场体系建设。规范的市场流通体系，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率的提高。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一是不断深化农村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建立适应农村消费市场特点的流通网络和服务网络，规范农产品市场秩序，为农产品流通机制的转变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消费现代化的商品提供条件；三是坚决制止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市场行为，保护消费者食品安全知情权。同时，通过发展民间中小企业、第三产业服务行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新兴产业，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措施来稳定收支预期，稳定消费预期。
　　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应尽快建立覆盖面更广泛、更有效、更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预期支出压力，为提高农村消费水平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还应注重加强教育和医疗等社会公共事业建设，增加政府对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进一步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鼓励社会团体和资助农村合作医疗。
　　（二）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既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份额，又要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差距。首先，需要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获取准确的收入信息以调节分配效率。其次，改革以财政性资金的支出以现金补助为主的收入分配调节资金支出方式［5］。对此，我国各级财政可建立对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消费的定向补助制度。再次，在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中设立低收入群体子女高等教育补助金，以有效促进收入阶层的提升。此外，还应规范分配秩序，保障分配的公正性。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三）预算外资金需监管。首先，实行收支脱钩，编制综合财政预算。其次，进一步明确支出范围。再次，建立健全对预算外资金管理的监督检查办法。又次，改革预算外资金的财务核算方式和预算外资金收支决算报表体系。主要是强化资金归口管理，改革支出核算的方式。最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法制建设。
　　（四）优化税制激励结构。积极改善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过于注重货币收入的调节，忽视对财富的调节。在适度提高起征点的同时，减少级次、扩大级距并降低税率，特别是3000元~5000元这一区间内的收入采取低税率政策，有助于促使消费率的提升。当然，该税应着重其示范效应和心理平衡效应对社会稳定的作用。在房产税方面，可考虑在把房产分类的基础上，把中高档私人住房纳入征税范围，税率从低、征管从严。当然，这要以进一步规范房产交易、清除不合理收费为基础。
　　
　　参考文献：
　　［1］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2002.
　　［2］[ZK(]Dardanoni and Valentino（1991）："Precautionary Saving Under Income Uncertainty：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Applied Econnomics,23:153-160.[ZK)]
　　［3］[ZK(]Robert J.Barro and Jong-Wha Lee（1993）："Losers and Winners in EconomicGrowth"，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267-97.[ZK)]
　　［4］罗楚亮.经济转轨、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J］.经济研究,2004,(4).
　　［5］万广华,张茵,牛建高.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J］.经济研究,20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