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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近理性范文

2017-08-18 06:47 　　 　　摘要：所谓渐近理性，是指人类在解决目标问题时既非一无所知也非具有完备理性，而是处于由非理性或无知向完备理性逼近但又无法达致的过程之中，是一种理性不断增进的过程。渐近理性是由无知向理性逼近的一种“动态理性”，是人类目标行动中存在渐近理性机制的结果。政府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策略性参与人，其目标行动也只有通过渐近理性机制的运作才有利于博弈均衡的出现。由此我们以渐近理性代替比较制度分析理论在认识论上的“折衷”。
　　关键词：渐近理性（机制）；比较制度分析；认识论基础
　　
　　对制度变迁的解释，大致是在两种认识论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认为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另一种则认为是非理性的自发演化的结果。如进化博弈论制度观与古典博弈论制度观就是两种从博弈均衡角度分析制度变迁的在认识论上相互对立的典型代表。
　　青木昌彦（2001）的贡献是提出了一种包容古典和进化博弈论两种观点的比较制度分析框架，从而大大推进了制度变迁理论的整合和发展进程（North，2001），但却没有对其中的两种制度观在认识论上的对立进行任何调和与整合。应该说，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论基础，也就难以形成一个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系统理论。
　　
　　一、比较制度分析框架在认识论上模糊
　　
　　青木放弃了规则是外生给定的这一制度分析的传统，坚持政府是博弈参与人，认为博弈方式是由政府和民间部门通过策略互动内生的，为参与人认同并且是可自我实施的。因此，他认为，制度是政府与民间部门作为参与人的关于博弈如何进行所达致的“共同信念”（shared beliefs）的自我维系系统和符号表征。由于认为制度是通过参与人的“共同信念”以博弈方式表征出来的，因而“共同信念”的概念就化解了进化论和古典论在制度演化机制描述方面的分歧，同时也解决了规则的存在和变化如何被参与人意识到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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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为不同的是，青木认识到进化论和古典论的局限是都假定参与人的决策集合是固定的，“但是，某些参与人通过归纳推理或从其他地方最优经验，也许能够意识到一个‘更好’的均衡的可能性。”（青木，2001）“如果我们考察从制度（演）化到能力和潜能发展这种反馈线路，那么继续将参与人的行动集合视为外生和固定的就不再合适了。”这一假说上的突破，为他的博弈参与人在制度均衡演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制度演化机制的描述扫除了障碍。同时，这实际上也暗示了他的新假说以及“共同信念”框架是建立在并非完全非理性的认识论基础之上的。
　　但是，这一认识论并没有被他一以贯之地坚持，相反，由于受自发秩序观的影响，他甚至认为，尽管“（某种）主观博弈模型最终变成一般认知均衡取决于环境（如技术）、跨域互补性决策、个体参与人的主观设计、、模仿和试验之间的复杂互动”，但“我们不难发现，制度变迁的实际过程更类似于生物进化过程……它更可能在外部冲击催生内部变化的情况下发生。”（青木，2001）他有时也赞成“在博弈论发展尚不完善阶段，进化论和古典论可以看做是相互补充的。”（青木，2001）这些似乎都说明他在理性与非理性或有限理性亦或“无知”之间摇摆不定而采取模糊策略，或者进行一种所谓的“折中”。
　　因此，尽管青木意识到了“共同信念”框架对古典和进化博弈论在描述方面的有机整合必然要求理性与非理性两种认识论趋于“折中”，但他在认识论上摇摆不定或简单的“折中”，必然使其具有广泛解释力的新假说和“共同信念”框架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也就无法为整合后的制度分析框架提供一个统一的认识论基础，同时也将无法实现以理性观为前提的动因剖析与制度演化机制描述之间的一致和统一，导致“共同信念”框架就仍然是一个描述性框架，而非逻辑一致性的理论体系。
　　诚然，参与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究竟是因理性而发挥积极作用，还是因非理性或“无知”而处于被动适应状态，似乎无法在同一个制度分析理论体系内得到调和，但在“共同信念”框架中却必须得到明确说明。如果试图弥补这一缺陷，就会迫使青木或愿意为比较制度分析理论冒险的学者对参与人的理性及其增进作深入分析和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