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所有者的商业化：模仿机构所有者(2)
2013-09-20 01:12
导读：要的命题：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意思是说，全民不可能亲自行使自己的所有权，而国家本来就是全民利益的代表，因此全民所有制自然要具体表现为
要的命题：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意思是说，全民不可能亲自行使自己的所有权，而国家本来就是全民利益的代表，因此全民所有制自然要具体表现为国家所有制。至少在理论上，如果全民追求的目标是自己拥有的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而国家总是不折不扣地贯彻全民的意志（即国家是“仁慈的”），那么，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也就应该追求利润最大化，从而就可以模仿私人企业所有者的行为。问题在于，假定国家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贯彻全民的意志，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国家完全有可能偏离全民的意志，追求自己的利益。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全民所有制就不能等同于国家所有制。因此，国有企业所涉及的基本代理链条是：全民———国家———层———企业。如果与私人企业相比较，可以很容易看出，国家的地位类似于养老基金那样的机构者（图1）。它从全民那里筹集资金投资于企业，并负责选任、监督管理层。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所有制是一种公司治理的机制（Bolton，1995），它要解决的公司治理问题与机构投资者是基本相同的，即集中私人储蓄投资于企业，并行使相应的股东或债权人权利。因此，不能指望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去模仿原始企业的所有者的行为，也不能指望它去模仿现代公司中的控制性私人股东、分散的个人小股东以及其它私人投资者的行为，它所能够模仿的，至多只能是机构投资者的行为。与私人投资者处于相同地位的是全民，不是国家。
接下来的问题是，国家与养老基金、投资基金这样的机构投资者相比较，区别何在？
国家怎样才能模仿机构投资者？
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多数国有企业都由国家全资拥有或控股，而机构投资者却很少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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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机构投资者是所谓投资者，不直接控制和经营企业。其中的原因在于，机构投资者为了分散风险，一般都要投资于很多相互不大相关的行业和企业。如果它们要控制这些企业甚至参与经营管理，就需要集中大量不同行业的经营管理专家，这对它们来说太高。
在机构投资者投资的公司中，控制权的实际归属多数是两种情况之一：其一是，由于股权高度分散，控制权实际上归属于公司管理层，而机构投资者和其他股东只起监督的作用；其二存在于集中型所有权结构中，控制权属于大股东，如家族。相比之下，国家虽然也投资于众多行业，但其行为模式更接近于控制性的大家族股东，而不是机构投资者。
居民部门储蓄企业部门r 投资国家机构直接投资
不过，更为根本性的区别在于，机构投资者的基本行为倾向，是追求投资回报最大化。
这是因为，它们所代表的原始投资者在追求投资回报最大化，而它们自身之间又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只有给原始投资者提供足够高的回报率，它们自己才能够吸引足够的投资，在竞争中生存下去，否则就会被淘汰。为了保持竞争力必须给原始投资者提供的这种回报率构成了机构投资者的成本，只有支付了这一成本之后还有剩余，它们自己才可能覆盖其它成本并有利润。为此，它们自己投资于企业时，就必须保证期望的投资回报率不低于某一个门槛回报率（hurdle rate ），并尽力使实际回报率最大化。相比之下，国家完全不同于机构投资者。
首先，国家的地位是垄断性的。国家可以通过、发行、保留现有国有企业的利润来筹集资金，不必像机构投资者那样担心在竞争中被淘汰。其次，国家所面临的来自原始投资者的约束要比机构投资者软得多。机构投资者（甚至国有的机构投资者，如国有）的资金来自单个的私人投资者，每一个私人投资者对机构投资者的股权或债权有明确的和清楚的界定，他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对机构投资者的经营进行监督，或者干脆抽出资金投资于其它地方。因此，机构投资者所面对的来自原始投资者的约束是一种很硬的约束。而国家则不同，国家所面对的原始投资者是全民。全民所有制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它在一定范围内消灭了所有权固有的排他性：在“全民”的范围之内，分不清楚“你的”和“我的”。虽然每一个个人在全民所有的财产中都应该有一个份额，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对这些财产的任何微小的一个部分拥有排他性的所有权。这种制度安排的本来目的，是消灭个人之间在财产占有上出现差别的可能性。在公司治理的意义上，它的一个结果是，任何单个个人都不可能像机构投资者所面对的私人投资者那样关注和追求投资回报率，从而使国家实际上不可能面对类似于机构投资者那样的来自原始投资者的硬约束。实际上，全民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能力与国家谈判、订立和实施任何合同。因此，全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契约关系，严格来说并不符合学所定义的、适用于机构投资者的那种委托代理关系的概念（张春霖，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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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对国家的软约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国家可以用全民的资产去追求其它自认为合适的目标，而不在乎投资回报率。具体表现在财务方面，国家从全民那里获得的资本不存在那种由合同界定的融资成本，国家不必担心自己的投资回报率太低，无法覆盖融资成本。因此，“门槛回报率”概念对国家没有什么实际约束力。同样一个项目、企业，一个机构投资者会因为回报率低于融资成本而拒绝投入，但国家却可能会投入。机构投资者不会赞成一个完全没有经营管理才能的退休政客做公司董事；而国家则可以不在乎任何回报率方面的代价，把他任命为董事，作为给他的一个“金降落伞”。更一般地说，全民对国家的软约束使国家可以不必追求利润最大化，从而使它对国有企业的干预成为可能。在国家对国有企业保持充分控制的条件下，政治干预的结果就是国有企业自身的政治化、目标多元化，从而“非商业化”。它们与私人企业公平竞争会处于劣势，当然就在所难免。
由此看来，要想使国家的行为模仿机构投资者，必须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是，必须制造出来自原始投资者的对国家的硬约束，使国家面对明确的融资成本和必须实现的门槛回报率。只有这样，当国家偏离利润最大化目标时才能感受到其成本和约束，从而变得比较困难。其次，国家作为为全民管理资产的一个机构，必须面对来自其它资产管理人的竞争。
制造硬约束的基本途径之一，是恢复所有权的排他性。比如，捷克的购股证私有化的第一阶段，向全体公民无偿分发可以用来购买国有企业股份的购股证，实际上就是把全民资产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公民。如果设想把整个国有部门“改制”成为一个超级公司，让每一个公民都变成这个超级公司的个人股东，参与分红，也相当于把分红权无偿分配给了每一个公民。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比这样的设想更接近现实的是，把国家在国有企业的股权变成养老基金，然后把全体或部分公民变成养老基金的受益人。[注]不过应该看到，不能认为只有把财产“量化”到个人才能制造硬约束。公共体系内的财产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量化到个人，但通过适当的政治体制，例如每年的预算编制过程，仍然可以制造出硬约束。因此，制造硬约束还有第二种途径，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明确国家经营国有企业的单一目标，并强化全民对国家的约束力。
可以看出，这两种途径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如果一种途径比较有效，另一种途径就变得不那么必要。
如何制造竞争？基本的途径之一，是要在公共财政和国有企业部门（包括国有金融机构）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只留两条管道和两个阀门，对通过这两个阀门的资金流动进行严格和透明的管理（图2）。其目的是，使国家不能利用自己在公共财政体系中的筹资能力来软化国有企业部门的预算约束。这两个阀门控制两项主要的资金流动：一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