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的边界与规模：近期文献的一个评述(1)(3)
2014-01-13 01:52
导读：五、 企业 边界的纵向一体化 分析 ：从技术论到资产专用性 大约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用纵向一体化来解释企业的边界或规模占据优势。论述纵向一体
五、 企业 边界的纵向一体化 分析 ：从技术论到资产专用性
大约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用纵向一体化来解释企业的边界或规模占据优势。论述纵向一体化形成的原因有许多种，其中包括：1.技术论；2. 避免垄断导致的要素配置的扭曲假说；3. 解决信息不充分 问题 ；4. 转移风险假说；5. 节约交易成本论；6. 合理避税假说；7. 产权缺失或计量上的困难 ；等等。本节对其主要假说做一梳理和评论。
1． 技术论
纵向一体化的技术论假说强调了新古典生产函数才是正统的 经济 理论 ，因此，只要是一体化的大型企业，就会按照工艺的要求，使用各种可以互相替代的投入要素进行生产，并认为这是一个通例。钱德勒（2001）认为，由于各种技术组织可以互相 影响 ，这样，当各生产阶段的规模经济达到足够程度时，只要形成了统一的所有权，就会产生这些行为。贝恩（1958）则强调，钢铁制造业的一体化就是这方面的样板，据说仅仅为节约电力就需要实行一体化。还有些人甚至认为，一体化的程度高些总比低些要好。
这些观点看似很有道理，但是本质上却是错误的，也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评。早在1934，康芒斯就指出，建立经济组织，绝不单纯是为了解决个总技术问题——如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其他物理的或技术方面的问题——建立经济组织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协调交易双方的矛盾，以避免实际的或可能发生的各种冲突。威廉姆森（2002，p126）指出，只有以下两个条件被满足时，经济组织才完全由技术决定，1. 拥有一种唯一的、绝对优于其它技术的技术；2. 这种技术要求建立独一无二的组织形式。但是，他认为，这种技术不仅极为罕见，而且能满足这种技术要求的组织形式更是绝无仅有，技术决定论的前提是不存在的。他接着指出，促使人们做出一体化决策的原因并不是技术，而是实行一体化才能节约交易成本这一事实。如果能找出签订合约的其他手段，并且至少在稳定状态下能很容易地使用这种手段，那么技术就不成其为经济组织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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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沃德、蒂斯（Monteverde、Teece，1982）则从经验上指出技术决定论的错误：有人推断一定时间内如果企业规模扩大了，就可以说纵向一体化的程度提高了。但是，企业规模的这种扩大往往是平面扩张的结果，也就是说企业所服务的市场在扩大，但企业的行为结构并未改变，或者说并未实行多角化经营。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几乎没有一家生产消费品的企业会把其提供原材料的上游企业也“一体化”进来。很多制造企业都拒绝向下游的消费品领域 发展 ，即使是横向一体化，投入也不是整体资产：对汽车公司（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丰田）的考察就是证明。
2．资产专用性假说
资产专用性假说是节约交易成本假说的一个组成部分。持该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主要有：威廉姆森、克莱茵、克劳福德、阿尔奇安等人。
威廉姆森（2002）用专用性资产来解释企业的边界或规模，他认为，当投入的资产具有专用性时，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应该选择企业这种组织形式或企业间实行纵向一体化，如果不存在资产的专用性，通过市场合约来联结生产的各个连续阶段，是可以大大节约交易成本的。威廉姆森把交易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认为交易本身是异质的和多样性的，各种交易的特征及其成本差异决定了交易组织形式的选择。他认为，决定交易异质性的维度是交易的次数、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其中后两者对解释产业组织的效率边界具有重要意义。
威廉姆森认为专用性资产不仅确定了企业的规模，因为专用性资产的不同性质，也决定了企业不同的组织形式和不同的治理结构。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指专用场地、专用实物资产、专用人力资产和特定用途资产，这些不同的专用性资产由于其物理属性不同、投入的程度不同和专用性的程度不同，导致企业的规模就各不相同，在企业中的各个生产阶段的专用性程度也就不同，这样企业的组织形式就会变幻多端，或者说，即使企业实行纵向一体化，也并不意味着在任何一个生产阶段都是纵向一体化。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威廉姆森的 研究 是以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假定为理论前提的。由于有限理性对企业家行为的限制，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大，组织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的认知能力也就逐渐达到了极限。在连续性的交易过程中，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的结合增加了合约谈判的信息成本；资产专用性使得连续性交易变成备选数目极小的交换关系或双边垄断关系，即威廉姆森所说的“根本性转变”。在机会主义的威胁下，备选数目极小的交换过程将会因“要挟问题”而出现“锁定”效应。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才框定了企业的规模或一体化的程度。
克莱茵、克劳福德、阿尔奇安在他们的名篇《纵向一体化、可占用性租金与竞争性缔约过程》一文中，持与威廉姆森相同的观点，他们强调，在一系列连续交易或合约链条中产生毁约危险的特殊情形是可占用的专用性准租。在一项专用性投资之后，这种准租就产生了，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也变成了现实。沿着科斯的分析框架，这一问题可有两种解决方案：纵向一体化和长期合约缔结。他们的结论是，当资产的专用性产生越多的可占用性准租时，缔约成本的增加将超过纵向一体化的成本（治理内部科层组织的成本），那么，纵向一体化就发生了。在克莱茵等人的研究中，并不是专用性投资必须采用企业的形式，但是专用性投资的程度越高，采用企业的形式所费交易成本会越低。而且，他们将专用性投资的机会主义行为损失用可占用性准租来衡量，能够从量上直接进行成本收益比较，这是他们的一大贡献。
哈特（2003）在威廉姆森和克莱茵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他的剩余控制权确定企业边界的观点。他指出，在一个存在交易成本和不完全合约的世界中，事后剩余控制权将十分重要，因为它们通过对资产用途的影响，影响关系中事后的谈判力量和事后的盈余分配。尤其是，两个企业合并并不会产生确定的收益：由于被收购企业的所有者——经理失去了控制权，他投资于这一关系的激励将减少。另外，控制权的转移可能会削弱被收购企业工人的投资激励。基于上述观点，他构造了一个企业边界理论：首先，高度互补性资产应该被共同拥有，这可以为企业提供一个最小规模。其次，随着企业规模的增长超过某一点，对于企业边缘位置上的活动，处于企业中央的经理将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也就是说，企业边缘位置上边际产品的增加不可能专用于该经理或拥有处于企业中央的资产。在这一阶段上，应该成立一个新企业，但是，如果没有显著的锁住效应，非一体化总是优于一体化，因为一体化增加了潜在的套牢数量而没有任何补偿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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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梯斯（2003,p222）从可替换知识的角度对资产专用性投资导致的一体化提出了修正意见。他认为组织知识的另一个特征是它常常可以进行重大的替换，即对于正在生产的产品和正在提供的服务，企业投入的人力资本并非总是完全专业化的，这不仅对于管理人才而言极为正确，对各种物质设备和其他类型的人力技能来讲，也是正确的。当然，如果改变一个组织的产品结构，许多资本项目必然要报废或转移，但是假若将设备从使用中撤出的机会成本是最小的话，这类成本事实上是相当低的。因而，一个企业在任意给定的时间里生产最终产品谨代表了该企业利用其内部资源的几种方式之一。正如战争年代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汽车制造厂突然开始生产坦克，
化学公司开始制造炸药，无线电厂开始生产雷达。简言之，从这种概念化的优势观点看，专业化的经济性就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即专业化不是指单一产品而是指一种综合能力，因而可以认为企业拥有它能依靠自己的技术生产的最终产品的各种变型。这种组合被定义为在既定的最终产品范围内是可被替代的，简言之，企业既要选择技术，又要选择最终产品。
3．关于纵向一体化的其他观点
强权理论重点研究的是人类所扮演的角色。有些人握有经济权力，有些人则没有，经济行为的组织就是由那些握有经济权力的人来控制的。组织的选择或创新，在于那些实行控制的人想扩展并完善其权力的内心欲望。但是强权理论并不能解释这样的事实：商人为什么允许别人以夺走自己控制权的方式来阻止经济活动？为什么权利的这种流失还带有选择性？而大量的事实是，只要进行组织创新有可能带来不同一般的效率，这种创新就总能找出某种方式来征服利益相反的一方，在这种框架内，权力就只能是配角了。
用市场权力来解释组织创新的方式有两种。一种认为掌握市场权力的人偏爱某种组织创新；另一种认为组织乃是从战略上阻挡竞争对手的一种手段。如果推动组织形式变革的是人们的偏好，而不是出于效率上的考虑，那么，一系列生产早餐食品、香皂、汤品、剃须刀片的大企业或组合在一起的企业集团，本来应该最先实行一体化的，但经验资料显示，答案是否定的。
寿命周期和逃避产品税在斯蒂格勒纵向一体化理论中占很突出的位置。就寿命周期论而言，斯蒂格勒（1998）认为，在一个行业发展的初期和后期阶段，广泛实行一体化是被人们看好的；但在中间阶段，一体化就比较少见了。但斯蒂格勒并没有给出这种划分的理由。就逃税论来说（科斯也持该种观点），避税是否是美国企业实行纵向一体化的主要原因，迄今还没有结论。似乎税收的影响对横向一体化的作用要大于纵向一体化的作用。
战略行为指的是强权企业为保持优势或领先地位，或者为了惩罚竞争对手才采取的行动。这两种做法的目的都在于制止对手的行为，就前向一体化进入销售领域而言，第一种做法节省不了多少交易成本。而惩罚性战略行为手段——掠夺性定价行为也并不能使初始垄断权力增大，只是使潜在的垄断权利得以实现。绝大多数企业组织的变革，并不是发生在形成强权企业的那些行业中，要用战略行为来解释美国过去150年来的产业结构重组问题，显然有资料苦短之虞。
七、结 语
理论家们关于企业边界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但是 现代 经济学家共识的观点是，新古典学派关于企业是一个单纯的生产函数的理论是错误的，企业边界由长期平均成本最低点及其最低点的倍加确定也是不符合现实的，从实证研究看，最佳企业规模难以可靠地测度。从可观察的现实世界和可获得的经验材料看，即使按照新古典生产函数 计算 ，占市场上各份额的厂商长期平均成本几乎都是水平的，这就是说，在相当大的产出范围内，既无净规模经济，也无净规模不经济，企业边界或企业规模是不确定的，或者说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可选择的企业规模或组织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斯蒂格勒（1998，p42）从经验出发，给出一个生存检验法，用以测定现实世界中企业的规模或效率问题：先将某一产业的厂商按规模分类，然后计算各时期各规模等级的厂商在产业产出中所占的比重。如果某一等级的厂商所占的生产份额下降了，说明该规模效率较低，一般说，效率越低，则份额下降越快。他认为，所有关于规模经济的判断，通常都要立足在检验其生存能力的基础上，或者至少要以其生存能力来证实之。
斯蒂格勒用生存检验技术测定了美国一些行业中各企业的规模和效率，事实显示，生存检验技术不仅比其他 方法 更直接、更简便，也更具权威。但是他没有从技术上给出企业的最适生产规模界限，也没有指出为什么厂商会使用种类不同、质量不同的资源。
可见，关于企业规模和界限这一理论难题，还需经济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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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刘凤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