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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义利观对行政价值观建设的影响(2)

2016-10-07 01:11
　　儒家的价值学说是道德至上的行政价值论。朱熹曾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与延平李先生书》）。[3]作为儒家五常之一的“义”，一般指判定是非善恶的标准和人们行为的价值标准。“利”，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物质利益和功利。儒家诸子从孔孟到程朱陆王都是以崇德重义为价值取向。孔子把道德作为最高价值，主张“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4] 90孟子则把重视名节、道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主张“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4]这种“见利思义”、“以义制利”的价值观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引导和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激励和推动了中华民族和整个国家的凝聚力。但儒家义利观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夸大“义重于利”，“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先秦儒家从孔子的“罕言利”，孟子的“何必曰利”，荀子的“羞利”，都包含了轻视利益的价值倾向。[5]西汉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儒董仲舒提出“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6]这将义和利对立，确立了重义轻利取向的主导地位。而宋明理学家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把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推向极端。二程主张“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7]这种带有封建禁欲色彩的观点片面的夸大义，无视人的本性，结果导致否认物质利益的客观存在，进而抹杀人们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权利。固然后来这种偏激的价值学说屡受批驳逐渐衰弱，但其贬抑功利的精华弥散在世俗文化之中，其消极因子植根于人们的精神深处，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很多人对孔子所言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误解。[4]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这一说法是指对当时社会中行政治理者和被治理者提出的不同要求。[5]在中国世俗社会中，开始把“喻于义”和“喻于利”作为区别个人性德高尚和卑下的标准，以此来划分君子和小人。在社会中，道德往往成为人们评判一个人行为的唯一标准，尤其在封建士大夫中形成了利字不出口，君子不言钱的传统。在封建行政治理中则体现为“泛道德主义”，道德不仅是评价是非、善恶的标准，而且成了评价社会一切包括经济、行政的唯一标准。[8]受儒家影响，我国传统行政治理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治国者的内心道德修养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出发点。伦理道德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礼成为人们公认的行为规范。国家行政治理也主要靠道德教化而非法律来执行，形成中国社会重礼俗轻法律的传统。在缺乏有效的法律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儒家提倡行政官员的道德自律的“义”，在现实中收效甚微。 　　三、 传统义利观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绵延至今，对行政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成为当务之急。要有效利用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对阐释传统文化不能单一化、尽对化。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应该做到细致而具体的分析。固然中国主流传统文化是以价值论的反功利主义为特征的，儒家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义利观始终是传统义利观的主线，占据主流的地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传统文化庞杂的体系中道家、法家、兵家等思想都是可汲取的珍贵文化资源。作为传统文化中的非主流的思想，它们的现代价值长期被人们所忽视。宋明以来的义利之辨空谈道德，而不知国计民生。早在先秦诸子那里，就已经产生了几种具有代表性与儒家相对立的义利观。如道家提出了“尽仁弃义”、“尽巧弃利”，要“贵己”“为我”。墨家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法家则夸大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好利恶害”,“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兵家提出合于利而动，分歧于利而止的尚利思想。在儒、道、法诸家的义、利之辨中，兵学蕴涵的思想即与儒家的崇尚道德至上的原则不同，也有别于其他为功利而功利的庸俗的功利主义和非理性的功利主义。治军之法与治国之道相通，非主流的兵家学说对行政治理也极有价值。下面笔者仅以鲜为人提及的兵家孙子的思想为例，分析它蕴涵的义利观对我国价值观创新的独特价值和意义。首先，同文圣孔子齐名的兵圣孙子几乎言必称利。孙子所谓的“利”是以当时诸侯国的国家利益为根本，在价值取向上以“全”为理想境界。孙子以为，“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孙子·火攻篇》）。[9] 统治者必须看是否有利于安邦定国，非利不动，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孙子以为百战百胜，“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孙子·形篇》）。[9] 由于只关注形式上的胜和外界的评价，而实际上消耗代价很大的战争不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孙子提出要兵不血刃而取其全利，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至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