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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对会计准则制定的态度及

2017-08-28 05:36 [摘要]本文首先指出“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几乎不参与我国准则的制定”的反常现象，然后立足于公司治理生态危机，从管理当局报酬现状及与业绩的非相关性、管理当局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责任畸形等方面尝试对该现象进行解释。本文认为对该的将直接关系到我国会计标准制定程序的公允性，最后针对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中的非理性现象提出建议，并进行反思。　　一、比较及深度的忧虑　　会计准则具有一定的后果，这已经为资本市场的历程所证实，也是得到会计界广泛认可的一个论点（Zeff，1978；WattsandZimmerman，1978、1979）。所谓“经济后果”，归纳起来主要具有如下的内涵：（1）会计准则是一份公共契约，旨在敦促通过一套通用的财务会计报告向投资者提供决策相关的会计信息（谢德仁，2001）；（2）会计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会计信息的透明度，限制了企业管理当局对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3）遵循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所披露的会计信息会各个相关利益集团的决策行为和既得利益（Zeff，1978）。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的特征，往往导致不同的利益集团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而对正在制定中的会计准则保持密切的关注，甚至参与到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去，提出支持与否的意见。由于我国已经颁布的会计准则主要是在上市公司中执行，所以本文主要关注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对我国会计准则（包括已制定的和正在征求意见的）的态度问题和利益趋向、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对会计准则制定普遍保持有一份“理智的冷漠”的态度②，几乎不参与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葛家澍、刘峰（2003）曾指出，在查阅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所保存的第一、二批具体会计准则的征求意见稿时，发现主要的反馈意见大致来自二个来源：（1）高等院校和部委；（2）各地财政局所组织的座谈会记录。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未见到来自于上市公司（包括国有企业改制上市的上市公司）的反馈意见！！时隔六多年，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多大改变，为此，有关领导呼吁我国会计界和企业界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广泛参与意识！　　按照WattsandZimmerman（1978、1979）的观点，对会计准则制定提供反馈意见要么出于性考虑，要么出于利益考虑；会计准则除了技术性之外，还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性，且后者比前者对完善会计准则的制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引自葛家澍、刘峰，2003），也直接关系到已制定的会计准则能否在企业实务中得以顺利实施。不管这个结论是否完全适合于我国会计准则的具体情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学术界大多是利益中立的，而且学术界缺乏利益驱动的特征决定了其对会计准则反馈的意见多偏重于定义、逻辑的严谨性和会计准则制定中如何借鉴国外相关准则的研究成果角度，无法体现鲜明的经济动机，因此很难替代企业界、尤其是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对会计准则的意见。　　美国是世界上制定会计准则的最长的国家，其第一份公认会计原则（GAAP）颁布于1937年。在65年左右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共颁布了51份会计研究公告（ARBs）、31份会计原则委员会意见书（APBOs）和145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SFAS），几乎每一份会计准则都要举行听政会，邀请会计界、工商界的人士进行质询或争论，因此也就衍生了会计信息利益相关集团对规范会计信息的会计准则的游说活动。其中比较典型的游说案例包括1962年关于“投资贷项”（In vestmentCredit）会计处理的递延法（Deferredmethod）和流尽法（Flow-throughmethod）的争论与游说活动；1979年美国公司针对SFAS33“财务报告与物价变动”增加了高昂的簿记成本（Book-keepingcost）而进行的游说活动（葛家澍，2001）。美国公司频繁的游说活动使其国内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经受了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导致了从1938年至今，美国的准则制定机构完成了了从会计程序委员会（CAP）到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再到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更替。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近年来也面临着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和跨国公司的诸多游说活动，尤其当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1995年7月获得了证券委员会国际化组织（ISOCO）的支持后，其颁布的核心准则（Corestandards）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nterna tionalFinancialReportingStandards，IFRS）就成为企业跨国上市融资时需要提供财务报表的编报基础，因此就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游说活动（葛家澍，2001）。　　鲜明的对比迫使我们思考如下的问题：尽管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的历史较短，至今只颁布实施了17项会计准则（含1项基本会计准则和16项具体会计准则），尽管和美国的会计环境不同，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会计准则具有技术性，这决定了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会计准则都是作为“限制管理当局会计政策选择自由度的一种约束机制”而存在的。既然如此，在我国理应也存在着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参与会计准则制定的行为，然而为什么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对正在制定的会计准则几乎保持一种“理智的冷漠”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