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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翻译美学研究新发展(1)

2017-08-08 06:38 摘 要：中国译论与美学的关系是密切而持久的，并拥有源远流长的哲学渊源。本文讨论中国翻译美学的渊源和内涵，及其流派与方法论；讨论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结合西方翻译理论，进一步探索中国翻译美学思想的走向与趋势。文章指出，翻译美学思想基于理性的动态的交往——翻译语言转换过程，关注这一过程中关涉的各要素，以折射出翻译美学的语用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等多维价值，透视中国翻译理论与译学建构与发展，为现代译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中国传统译论 翻译美学 接受美学 发展 Abstract: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aesthetics with a long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ourc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and its school and methodolog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considered as an end with XuYuanchong’s “Three Best”. Combined with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the trends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in China are explored, which is pointed out that translation aesthetics, based on dynamic and reasonable communication in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focuses on all the constituent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o reproduce the pragmatic, cultural, social values of source language, which is believed to be of great help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ranslatology.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aesthetics; reception aesthetics; reduction and development
1. 引 言
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才只有两百多年。1750 年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以美学（Aesthetics）为名，出版了他的美学著作，并用这个术语把美学规定为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学。本书被看作是美学成为正式学科的标志。在中国，尽管美学思想历史也很久远，千百年来门类派别也很多，但却一直没有美学这样的学科，美学这门学科，还是从西方美学传入中国的。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其发展可归结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论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王宏印，2003：220-221）。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连（刘宓庆，2005：59）。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翻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译论，而且“美”与“信”、“文”与“质”的统一协调始终贯穿于中国美学译论的主流。此外中国传统译论还呈现出其他美学命题，而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晚期（王宏印，2003：227）。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面对蕴涵浓厚美学思想的译论终结，我们的译论路在何方呢？中国翻译美学思想又是如何在中西结合的译论中得以新生呢？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回顾和探索近十年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新发展。
2. 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
王秉钦（2005：4）总结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以十大学说为重要标志： 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王秉钦，2005：36）。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马建忠的“善译”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茅盾还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的。可见，“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观念是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译理论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如：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捕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郭沫若所强调的“风韵”与“气韵”，与茅盾当时强调的“神韵”是一个意思。可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对翻译美学作出了贡献。傅雷毕生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神似”说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都很典型，是对文学翻译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标和最高美学理想。陈西滢则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中国译论史上带有创见意义。在翻译美学和风格的研究上，刘宓庆也有独到之处，如他的艺术观赏中的“超脱”、审美认识转化中的时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现审美体验规律的三种手段等。再如黄龙把“神韵”这个抽象范畴分成风雅、韵律、情操、灵感四个要素，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此外，还有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他们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