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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病因病理、证候特点及防治原则
古代中中无“老年性痴呆”的病名,但类似痴呆症状的描述可散见于呆证、文痴、武痴、善忘、颠倒、痴呆、癫证、狂证等病证中。《左传》谓:“不慧,盖世所谓白痴”,“成十八年,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不知分家犬”。《内经》中有类似病证生理病理方面的阐述,如《灵枢·海论》“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肾主骨,生髓通于脑’。《灵枢·天论》“六十岁,心气始衰,苦忧悲,血气懈怠,故好卧……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晋代王叔和有脉象的论述,《脉经》云“二手脉浮之俱有阳,沉之俱有阴,阴阳皆实者,此为冲督之脉也,冲督用事,则十二经不复朝于寸口,其人皆苦恍惚狂痴……”。明代张景岳不仅首次在《景岳全书》中提出了“痴呆”病名,立有“癫狂痴呆”专论,将痴呆和癫狂区分开来,还对其病因病机、证候特点、治疗预后诸方面均做了较详细的论述。指出痴呆的预后在于“胃气之强弱”,创立了七福饮和大补元煎等方剂。清代陈士铎在《辨证录》立有“呆病门”,认为痴呆主要因“痰”而生,并提出主要治法是“开郁逐痰,健胃通气”,“治呆无奇法,治痰即治呆”。并组方洗心汤、转呆汤。张景岳和陈士铎所立诸方在上至今仍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医方集解》认为痴呆与“肾精不足”有关。《医学从众录》亦指出:“肾为肝之母而主藏精,精虚则脑海空虚而头重”。清代王清任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脑为元神之府,灵机记忆在脑不在心”。将痴呆的病位定在“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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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医学家对痴呆病因病机的认识不离虚实两端,本虚标实兼挟多见。虚主要包括肾精亏虚和气血衰少;实则包括痰湿蒙蔽、瘀血痹阻[25~28]。病机责之肾肝心脾等脏腑功能失调,肾精失充,气血不足,脑髓失养,痰瘀互结,蒙蔽清窍。
痴呆之虚,虽广泛累及肾、脾、心、肝诸脏,但肾虚为其根本。肾精亏虚,脑髓不足始终贯穿该病的全过程。晚近的一些流行病学对此提供了较强的证据支持。一项通过对139例AD病人的中医病因病机的分析表明,尽管心肝脾肺肾与AD的发病都有一定的关系,但心肾的功能失调更为明显,其中涉及肾的频次最高,占87.76%(122/139),其次为心,占71.94%(100/139)[29]。在另一个可疑痴呆(questionable dementia, QD)的中医证候的调查中,发现肾虚证最为常见,占77.05%(47/61),其次为血瘀证和痰浊证,分别为45.9%(28/61)、44.26%(27/61)[30]。可以说,AD治疗应抓住肾虚 的根本,已经得到中研究者的广泛认同。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中不仅对痴呆的病因病理及证候特点有较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同时在治疗、及等方面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总结了补肾填精、益气养血、涤痰、活血、凉血、开窍等治疗法则,以及许多行之有效的保健与预防方法和措施。但其中也有许多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我们应用病例—对照的研究方法探讨了中医保健观念和措施与AD的关系,评价了中医保健观念和措施对AD的可能影响。发现“每天睡眠6~9h”、“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结合、调节情志”和“经常锻炼”等保健观念可降低AD发生的危险性。但值得注意的是,持有“养生重清静”和“生活应顺其自然”观念的老年人患AD的危险性显著高于对照组(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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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经在临床使用的治疗AD都是针对AD的某一特定病理环节进行干预,包括胆碱酯酶抑制剂、神经营养剂、受体激动剂等,效果均不理想。如美国FDA已批准临床用于治疗AD的Tacrine和Aricept均仅能改善AD患者的部分认知障碍症状,对AD的基本病理改变——蛋白沉积和神经纤维缠结均无任何作用,而且Tacrine的肝脏毒性较大[31],Aricept的消化道症状恶心、腹泻多见,且可能引起晕厥。
在目前寻找治疗AD有效中药的研究工作中,已经发现可能有一定疗效的方剂有归脾汤、当归芍药散、黄连解毒汤等,单味药物或提取物有人参、枸杞、银杏叶提取物、绞股兰、锁阳、淫羊藿、首乌、女贞子、葛根、丹参、石杉碱甲、黄皮酰胺等。我们在研究自组方补肾益智方对D-半乳糖致亚急性衰老合并nbM损毁的实验性AD模型大鼠的作用机制中,发现以补肾法为主结合益气养血、凉血活血等法组成的中药复方(蛇床子、枸杞、女贞子、人参等)能够提高模型大鼠在Morris水迷宫中的游泳成绩。保护脑内胆碱和生长抑素能神经系统,提高海马LTP,促进模型大鼠突触病理性重构的修复,也显示了较好的苗头[22~24,32]。
近年来,广大中医药研究者提出了中药多靶点干预的作用机理或策略,这对于AD的中药新药研究,也有相当的意义,至少提示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对于许多类似AD的多因素疾病来说,企图以单一作用点的治疗方法取得满意的疗效是非常困难的,多因素的综合治疗是必须的[33]。象治疗爱滋病的“鸡尾酒”疗法实质上就是一种西药的综合疗法。1996年8月美国FDA草拟了《关于植物药品研究指南》(草案),有可能成为美国有关植物药品政策的革命性改变,它对植物药品的开展提出了不同于常规药品的方式,最根本的是允许植物药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可以以多种成分混合制剂形式进入临床开发[34]。这不仅仅是药品开发管理模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西方药品和治疗学观念的改变。充分认识中药复方多途径、多靶点作用优势,应是我们在AD有效中药新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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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药复方药效的研究中,实验动物模型的选择应转向多因素复合模型上来。正如前面所讲到的,多因素复合实验动物模型既符合多因素疾病的病理,更有利于凸显和客观评价中药的药效,进行药理作用机理的研究。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3)在不同环节上探讨中药复方作用机制的研究过程中,要注重它们功能整合水平的评价,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具体来讲,对AD治疗药物的研究除了要研究其对脑内神经递质、神经肽、突触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评价其对学习记忆的改善作用。同时要注意实验观察指标特异性、敏感性和稳定性的综合考虑。许多实验者在AD药物评价的试验中,只是考虑观察指标的先进性,实际上在评价药物的疗效时,观察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