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完善我国夫妻财产制立法的构想学毕业论(3)

　　(3)与我国《法》的规定不协调。根据《合同法》对赠与合同的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所附义务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并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如果某一受赠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接受了一项附义务的赠与，但在财产权利转移以后(此时该项财产已属夫妻共同财产)没有履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便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但此时受赠人已与其配偶离婚，其配偶分走了赠与财产的一部或全部，这样将导致赠与人返还财产的要求无法实现，使赠与人的交易安全没有得到保护。赠与(包括遗赠)是当事人行使财产处分权的一种合法形式，如果将夫妻一方受赠的财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实际上是对这种权利的限制和否定，违背了赠与人的意思，与关于财产权的规定相矛盾。

　　(二)夫妻个人财产制的缺陷

　　新《》第18条的规定，符合我国夫妻财产关系所呈现出的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也有利于正确处理婚姻财产纠纷。但是，其中有关“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为夫妻一方财产的规定值得讨论。

　　从实践来看，夫妻双方人生观、价值观、观等的不同，导致他们的生活要求不一样，因而，各方购买的专用生活用品的价值大小则不一样。假设甲、乙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甲生活很讲究，特别爱穿着打扮，那么，甲就会不惜高价购买自己的专用生活用品，如高档服饰或首饰。而作为丈夫的乙，虽然工作辛苦，工资收也很高，但是，其生活要求简单，因此，没有特别的、高档的专用生活用品。如果一旦二人离婚，根据新《婚姻法》第18条的规定，甲用属于法定夫妻共同财产——乙方的工资购买的专用生活用品价值数万，但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而归甲个人所有；乙虽然工资收入高，但是，用工资购买的属于个人专用生活用品的价值相当小。显然，在这种情况下适用新镪姻法》的有关规定对乙十分不利，显失公平。

　　(三)约定财产制的缺陷

　　从总体上看，新《婚姻法》对夫妻约定财产的规定仍然过于简单，没有形成制度和体系。

　　1．没有明确约定的时间。

　　约定财产制适用于夫妻之间。但在理论探讨中，有主张“约定的时间可以在婚前，也可以在婚后，”旧笔者认为，如果允许男女双方婚前约定，不符合主体资格的要求，因为双方的身份还不是“夫妻”。同时，还存在以下弊端：一是将婚姻关系财产化，容易导致有婚姻基础的双方因财产约定意见不一而分手，无婚姻基础的双方因财产约定有利可得而匆忙结婚。二是将出现大量的婚前财产约定只是“一纸空文”，因为婚前作出财产约定并不等于双方此后一定结婚。三是婚前财产约定时有可能预测错误，出现夫妻财产悬殊，从而直接影响夫妻在家庭关系中的平等地位。新《婚姻法》第19条没有明确规定约定财产的时间，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解决大量婚前财产约定纠纷时‘无法可依”的现象。

　　2．没有建立约定财产登记制度。

　　建立夫妻财产约定登记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依法制止夫妻双方合意利用约定财产制逃避夫妻共同，保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作为夫妻双方有着共同的家庭利益，会为了家庭的共同利益达成共识而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而夫妻作为独立的个体，他们要参与各种民事行为，进行市场交易，形成与第三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当第三人作为债权人请求夫妻双方履行债务时，夫妻双方有可能将共同财产转移，或者将债务约定由无个人财产的一方承担，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有损市场交易安全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修改、完善我国夫妻财产制立法的构想

　　针对我国夫妻财产制存在的上述缺陷，笔者建议，根据我国和新《婚姻法》的基本精神，适应主义市场新形势下调整夫妻财产关系新情况的需要，基于现代夫妻财产制保护婚姻家庭，坚持男女平等原则，兼顾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保障夫妻合法财产权益。并注意对弱者加以保护，维护第三人利益及交易安全的立法宗旨。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对现行夫妻财产制从以下方而加以修改、补充和完善。

　　(一)《婚姻法》应明确规定夫妻非常法定财产制度

　　夫妻法定财产制可分为夫妻通常法定财产制和夫妻非常法定财产制。夫妻通常法定财产制，指在通常情况下，婚姻当事人双方无约定时依的直接规定而适用的财产制。如姻法》第19条规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就是该财产制形式在我国姻法》的体现。但是我国《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非常法定财产制。笔者认为，应在《婚姻法》中补设该制度，以此作为对通常法定财产制的必要补充。夫妻非常法定财产制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当出现法定事由时，依据法律的规定或经夫妻一方的由法院宣告，撤销原依法定或约定设立的共同财产制，改设为分别财产制。应具体规定以下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