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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法人董事薪酬控制研究学毕业论文(2)

2014-05-26 01:31
      从现实来看，董事不领取薪酬或者领取较低的薪酬而为公益法人提供服务，当然是最为经济又最有效率的法政策选择。这可以使公益法人集中自身之资财服务于公益之目的。然而，公益法人董事得到合理的报酬却具有诸多不容忽视的理由：一是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无论是专职还是兼职的董事，都要为公益法人付出相应的劳动，都会给公益法人带来相应的增益。如此，董事理应获得与其劳动相适应的薪资，以补偿其劳动力消耗。二是从民法理论看，董事为公益法人所做的工作，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董事爱心奉献、追求自我实现等愿望，但从公平责任原则的角度看，董事不获取任何报酬无法实现利益天平的平衡。三是从公益法人内部治理职业化理论来看，目前公益法人已从原来的单靠志愿者的兼职工作逐渐走向管理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而这一目标需要专业化、职业化的专职管理人员和优秀的管理人员来实现。如果没有相应的薪酬保障，公益法人吸引专职管理人员和优秀管理人员的能力就大为减弱。职业管理人员的高尚是建立在其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基础之上的，无论何种理论，最终都要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即公益法人的激励问题。从治理的功能与价值来看，公益法人治理机制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在于约束，还在于激励。由于公益法人并不具备营利性组织所具有的多元化激励方式，因而薪酬激励显得尤为重要。尽管有种种理由可以否定公益法人获取薪酬，但董事得到合理的薪酬对于公益法人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的提高所具有的意义也是不容否认的。因而，笔者更倾向于给予董事以合理的薪酬。
      本文第一部分的考察已经表明，在当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有关董事薪酬的立法中，明示或者默示允许给予董事合理薪酬的国家占绝大多数，并成为晚近董事薪酬立法的重要发展趋势。就连曾经严格禁止管理人员因他们的职位而获得报酬的法国，“最近法院确定，只要既是理事又是一般职员的人数在理事会中所占的比例并非多数就是合法的”。[8]因此，给予董事合理薪酬的判断建立在综合平衡公益法人利益的基础上，法律对于董事薪酬的干预重点并不在于严格禁止给予致力于公益法人工作的董事任何薪酬，而在于对董事薪酬标准的合理性施以一定程度的控制。
      公益法人董事薪酬过低，起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无助于吸引具有不同技能和经济实力的人士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而薪酬标准过高，则又会导致公共资财的流失，破坏社会公众对公益事业的热情、信任与支持。那么，什么样的薪酬标准才算是合理的标准呢？在理论上，笔者认为既能够使公益法人吸引到足够多的优秀管理人员，又不给公益法人自身带来过重的经济负担的薪酬标准是合理的标准，但从操作环节看，确定合理的薪酬标准必须靠特定时空下的消费水平、项目复杂程度、工作能力、公益法人承受能力以及法人文化等一系列参考因素来支持。然而立法上却鲜有明确规范董事报酬支付标准的实例，只有《克罗地亚基金会法》第22条规定：“给基金会机构的成员提供报酬、发放工资或者作出补偿不能够对基金会目标的实现造成很大的影响。”[9]这仅是从基金会承受力以及效果因素方面对董事报酬数量的确定提出了一个抽象的标准，而公益法人董事报酬标准的确定却更多地依靠公益法人或其设立人自身来酌定。根据美国基金会理事会的报告，确立董事和受托人薪酬标准至少应当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理事被要求和实际发挥的作用； （2）理事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技能水平或者经历的差异； （3）完成要求的职责任务实际花费的时间； （4）类似规模、类似类型的基金会理事的薪酬标准。[10]此外，该报告还明确指出了两种不合理报酬的确定方式：一是按照基金会资产和收入的比例来确定董事薪酬；二是按照专业服务机构的收费标准给提供专业服务的理事提供报酬。根据另一份报告，董事薪酬合理性标准的确立需要考量的因素有：（1）组织规模以及组织资财的预期增长速度； （2）成员数量、捐赠规模以及捐赠频度的增长情况； （3）董事阅历高低以及管理责任大小； （4）花费在组织事务上的时间； （5）组织复杂性程度； （6）个体职业补偿的独立性。[11]
      上述标准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基金会董事薪酬合理性确立的基本实践和总结，在美国私人基金会以及公共慈善机构董事及相关人员的薪酬标准的确定中也被广泛采用，对于其他国家公益法人董事薪酬标准的确定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参考价值。比较来看，公益法人董事薪酬水平远比营利性组织董事薪酬水平要低得多。根据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官有恒对台湾地区社会福利基金会高管薪酬水平的研究，营利组织高管薪酬水平要高于社会福利组织薪酬水平16. 7个百分点。[12]美国联邦和州法律尽管均允许公益法人给其董事相应的薪酬，但实际上近200年来，一直只有约1/4的基金会给予其董事部分或者全部薪酬，绝大部分董事的工作均是无偿的，而且这个薪酬水平与营利组织董事的薪酬水平相去甚远。
      三、合理薪酬如何给付：公益法人董事薪酬控制的实现机制
      在解决了公益法人董事合理薪酬给付及其确定问题之后，董事合理薪酬给付由谁决定、是否区分专兼职董事分别实施不同的给付标准以及董事薪酬与补偿之间的关系，遂成为董事薪酬控制实现机制的重要问题。

     （一）公益法人权力机构是董事薪酬确定权主体
      董事报酬标准的确立，在本质上应当属于公益法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理应由其内部权力机构作出规定。在社团式公益法人中，一般由社员总会来决定；在财团法人中，一般由其主要权力机构来决定。一般来说，财团法人董事会在严格执行合法程序并接受相关机构的监督的情况下拥有决定权。如《克罗地亚基金会和基金法案》（1995）第20条和第22条、《匈牙利公益组织法》第19条、《芬兰财团法》第11条等均作出如此规定。但在爱沙尼亚，其财团法人董事薪酬决定权在监事会；而在印度尼西亚，财团法人董事薪酬决定权则在受托人。公益法人董事之薪酬由其内部机构决定之后，是否还要报经国家公益法人监管机构批准呢？《克罗地亚基金会法》第22条规定：“对基金会机构成员提供补偿和发放工资的一般规定，或者如果不是一般规定，而只是对该问题的单独决议都必须得到内政部的批准。”韩国《非营利机构成立与运作法案》第5条也指出：“经有关部门批准，非营利机构可确定其全职人员的人数并给付报酬。”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笔者认为，政府监管部门不应过多干预公益法人获取报酬的董事人数以及具体报酬标准，只要获取报酬的董事人数以及具体报酬标准符合财政税收政策和法律的规定，只要它向社会公开并接受社会大众的考验。在美国，公益法人董事报酬必须客观地体现在联邦国税局990-PF表格中，并以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只有当领薪董事的人数或报酬标准不合理的情况下，才接受财政税务部门的干预。自1969年起，美国对薪酬不合理的私人基金会已经通过征收消费税的方式实施处罚； 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中间制裁法”，允许国税局对公共基金会施以同样的处罚。这种以财税法为规范标准的事后监督模式应是公益法人董事薪酬标准合理性监督的首要选择。在大陆法国家，即便是允许监管机构进行事前监督，也应以备案制取代审批制，以充分发挥法人自治功能，减少政府干预。在公益法人有权机构确立董事薪酬的程序上，美国基金会理事会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被广泛使用、非常有价值的指引。该理事会要求有权机构充分获取类似性质的公益法人类似职位的薪酬标准以及其他专业机构所做的有关薪酬调查；在决议时，应当同步记录好参加会议的人数和赞同的人数、参考的资料及其获取的方式、报酬的标准以及批准的日期等；还要求获取报酬的董事没有参与有权机构对于董事报酬标准的表决程序。如果有权机构严格按照这一被称为“可反驳的推定”程序操作，所确定的报酬就推定为是合理的，联邦国税局或者其他人对此如有异议，则应承担举证责任。相对来说，大陆法系国家尽管已经普遍确立起董事薪酬标准的决定程序和方式，但这与一贯注重程序正义的英美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这也是大陆法系国家今后立法中应充分注意的一点。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二）对专职董事和兼职董事应分别给予不同的薪酬
      在理论上，无论是专职董事还是兼职董事，只要为公益法人工作，奉献了时间和精力，都应当获得相应的薪酬。对于参加到公益法人经营管理的董事而言，绝大部分都是将这份工作视为其公共服务的延伸，视为实现自身人生信念与人生价值的重要舞台。特别是那些兼职董事，如果他们已从别处领取薪金、退休金以及其他酬劳金，其生活已能得到满足，如再从公益法人领取薪水，则不无重受薪水之嫌，而且可能还会减损公益法人之公益服务能力。因而，立法有必要区分专职董事和兼职董事，对其薪酬是否给予、给予额度施以不同的政策。前述韩国《非营利机构成立与运作法案》第5条、我国台湾地区“财团法人法草案”（行政院版）第14条、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3条第四款，都体现了这种法政策取向。
      那些在立法中没有明确区分专职董事和兼职董事的国家，在其实际操作中，对于这两类人员也分别给予不同的待遇。兼职董事要么属于无给职，要么领取较低水平的薪酬。有些国家在立法中限定董事会中领薪董事之比例，实则是对专业董事数量的限制，其意在于控制整体董事薪酬的开支，并鼓励志愿人员参与公益法人事业。至于这个比例到底应在一个什么水平上，则取决于这个国家公益事业整体的发展水平、人们公益意识水平以及同一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对于公益法人的态度等多种因素，各个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一定的差异。我国和日本的比例均确定为理事会或者负责人员总数的1/3。这个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国家对于领薪董事人员数量实施控制的基本态度，对于其他国家的公益立法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三）董事领取合理薪酬不影响董事补偿之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