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社会学调查中的权力资源——社会学调查过(2)
2014-12-10 01:45
导读：开头的故事以及这些随想，假如要真正对于社会学调查研究具有某些意义，还必须进一步予以、精制和阐述。一方面，可能会有人会从一种规范的观点论辩
开头的故事以及这些随想，假如要真正对于社会学调查研究具有某些意义，还必须进一步予以、精制和阐述。一方面，可能会有人会从一种规范的观点论辩说，由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所追求的知识的特殊性，它所关心的仅仅是学术，是真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恰正是要排除这种权力和权力支配关系。由于权力和权力支配关系――至少按照传统的观点――往往（即使不是总是）扭曲了学术的，妨碍了真知的获得。但是，上面的故事本身就是对这一观点的否弃。这位公安厅长凭着其权力获得的既非一个谬误，也并非对学术无关紧要（例如，假如我们希看了解某地正式法律机构的反应能力，了解干警的对普通百姓的服务态度和质量）。而另一方面，更可能有人会从实证的观点论辩说，即使从分析上述例子中得出权力和权力关系是获得知识的条件甚至条件的结论，但权力和权力支配关系也许只是与某些知识获得的条件条件之一，这种例子还不足以显示这种支配性关系在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一定存在并总是存在。同时，事实上，很多、特别是很多优秀的人类学家在他们出色的研究报告和反思中一贯夸大的是要尊重知的对象、尊重异文化，要抱着一种求知的态度等等。因此，这种权力支配关系至少在一个善良、真诚、和公正的研究者那儿是不存在的。并且，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也确实不存在与上述的公安厅长的那种权力。因此，人们可能论辩：这个例子所能说明的题目缺乏一般的意义。这就意味着，要真正使得这个例子对于我们自己的研究具有相关的和贴切的警醒意义，我必须进一步考察自己的田野调查，反思类似的权力支配关系是否总是存在，依靠着什么以及是如何在我们的调查研究中构建起来的。由此，我将转向反思我们的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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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的是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基层司法的运作。在这里，我首先提出的就是，是由于福特基金会的这笔资助支撑了我们与我们所关注的对象之间研究关系的建立。坦白地说，假如没有这笔钱，或者只有所谓的国家的或省市的社科项目那少得可怜的钱，我们就根本无法进行的田野调查。留意，我并不是说，没有钱，就根本不能研究；而只是说，正是靠了这笔钱――当然并不仅仅是钱，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讨论――我们才可能到田野往。我们可以支付有关职员的用度，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减少我们所访谈的法院、公安、司法单位的负担，无须他们上花费或至少花费少一些（同时也摆脱“骗吃骗喝”的嫌疑，赢得一点在实地我们会变得格外敏感的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进而可能赢得他们的合作，至少使得这种合作更为轻易、更多一些。[5]在这个意义上，并且在一定层面上看，我们是依据了我们拥有的资金才使得这一研究关系得以建立和维持下来，使得我们享有了获得关于中国基层司法状况之信息的可能。事实上，没有钱很多研究就根本无法进行，这一点，在几乎所有的学、人类学甚或所有的研究――不论是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者人文学科――中都是为研究者所承认的。尽管有了钱并不意味着研究成功，但有了钱，对于那些愿意作一点切切实实地实证研究的学者来说，至少是拥有了一种对你希看研究的或对象建立起支配关系的可能，一种获得某种或真或伪的知识的渠道，一种就此题目的可能的发言权。在这里钱既是权力，也是权利。在这里，可以说是另一种“权钱交易”。[6]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诚然；但是，又正如今人所言，钱并不是万能的。钱并不足以保证这种支配关系的稳定，有时钱甚至可能损坏这种权力支配关系；例如，给受谈者支付“工钱”，有时可能会使他或她过分“积极”；有时则可能使他或她感到自己仅仅是被当作获得信息的渠道，因此自尊的受访者反而会拒尽合作。而在某些领域，钱更是难以保证被调查者真诚有效的合作；这一点在我们进行的有关司法的社会学研究中就很明显，假如不是更为突出的话。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司法是国家权力运作的一套系统，有它自己内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这些制度使得这一系统外的人难以进进，使得系统之内的人对外来者往往会保持一种戒心、疑心，并因此会拒尽合作。这实际上是抵抗我们试图建立的那种支配性关系。因此，要保持一种力，要使他/她做当没有这种影响力时即使我们不给其增加经济负担也有充分的制度性或个人性理由拒尽做的事，[7]我们还必须有其它的资源来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