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社会学调查中的权力资源——社会学调查过(4)
2014-12-10 01:45
导读：建立这种私人关系当然仍可以诉诸其它资源，但是，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资源是那些可能直接对受访者本人发挥作用的因素。回顾起来，我们的调查实际上
建立这种私人关系当然仍可以诉诸其它资源，但是，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资源是那些可能直接对受访者本人发挥作用的因素。回顾起来，我们的调查实际上大量利用了这一资源，特别是我作为
北京大学系教授的身份。例如，在某法院进行访谈调查时，一些受访者都多次夸大这可能是第一次中国最高学府的学者来此调查，甚至称这将在他们本地上记上一笔（这种言辞在言者方面可能是真诚的，但对我们是一种痛苦）。又如，我个人在先前教学期间，曾给这些学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务实、懂得且理解法官苦衷、讲课生动、理论联系实际等，加之了解我是在美国
留学多年的博士，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他们觉得我对他们的实际工作情况和困难的调查是对他们的真正关心。尽管我们明确告诉了他们，我们的访谈并不打算也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任何物质上利益或环境的改善，但他们还是感到，自己平平经常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什么理论的实际工作能得到“学者”特别是“北大学者”的重视，这本身就是对他们工作的一种承认。当我们住在乡里的8元一夜的“宾馆”时，他们甚至说让我们吃苦了；尽管我们指出，他们年复一年在这里工作，而我们仅仅是在此待两天而已。坦白地说，我们主观上并没有试图利用受访者这种心理，但是我们又的确感到，由于“文化资本”上悬殊，我们这种在受访者看来是“深进基层”的姿态使我们获得了大量的布迪厄所言的“象征性利润”。这实际上大大增加了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源，并因此建立的关系更多是个人性的，而不是依借机构权力关系的，更加便利了我们的调查和访谈，实际是强化了那种求知上的支配关系，尽管是一种自愿合作的支配关系。但有时，北大教授、留美博士的身份并不总是有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睬”你的这种身份。尽管社会地位的差别在一般情况下更有可能给“上位者”带来象征性利润，但是对于一些有个性的人来说，这种差别反而会使他们更不愿合作。中国有些普通人还是很有些名士风度的，而且在大致与我同龄的这一代人中可能更多一些，或者说残存的（令我遗憾地！）更多一些。例如，各地法院的法官中都有相当数目的军转干部。其中有些人，就他们个人的能力、智识本来都是相当不错的，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各地以及城市与的社会经济不平衡，他们当年往往只有从军才能获得某种出路，特别是在十年“***”期间，甚至从军成为当时最好的出路。恢复
高考之后，他们由于未能考上甚或是根本就不可能考大学，以后陆续转业地方，安置在法院。尽管他们工作能力甚至学识并不弱，但是既没有文凭，专业也是半路出家，他们多少有些失落感，有时自尊心比较强。同时，他们也究竟是见过世面、甚至本人曾指挥过“千军”（但不是万马）的人，已经不是那么轻易为某个人身份即使是名人所左右。假如仅仅了解我现在的身份，他们很轻易将我这样的人视为一种“幸运儿”，回进另一范畴，采取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在同这些人交往时，我发现，我的另一重经历――70年进伍，从军5年多，或者加上留美博士的双重经历反而更轻易打破他们的“范畴”隔阂，使得我们的“深进基层调查研究”在他们眼里不仅是一种姿态，而具有一种真实的亲切感。事实上，在多次访谈中，我都听到诸如此类的话，“你们不一样，你们务实”。我们不仅因此获得更多的象征性利润，而且更轻易听到一些他们对于法院工作的真切感受。当然，我的这一经历并不仅仅对法院中的军转干部有效，事实上，对我们这一年龄层的很多法院干部都相当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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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留意，首先，尽不能将这种在求知上的支配性关系等同于个人人际关系上的支配性关系，前者是一种由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社会预期不同而构建起来的限于求知上的支配性关系。事实上，只有在人际关系上建立了一种常识意义上的同等关系，才可能建立一种更为稳定、可靠的求知上的支配关系。其次，这种关系的建立也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某种表示或努力就一定可以完成的。如同我的从军生涯的例子所例证的，这种关系的建立要有一定的可信性基础，例如类似的或相近的生活经历。这（指类似的经历，而不是特指从军的经历）至少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学的深进调查，特别是心态调查中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多少人会“对牛弹琴”的；固然谈不上“士为知己者死”，但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在中国目前社会中，大致还是普适的；而类似的经历往往是“知己”的先决条件之一。第三，这种人际关系是双方在日常行动中构建的，而不是一方精心策划操纵就可以实现的，因此总是这种关系能否建立并不是确定的，总是存在各种被颠覆的可能。例如，当我们调查行将结束离开某法院时，一位法官说，大意是，“我们看得出来你们不能饮酒，但是你们喝的时候，还是很实在的；都喝了下往，没有耍滑头，你们都是实在人。”我们也因此得知，我们自己的一言一行实际上也都在别人的观察之下；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也成为了他人的研究和调查对象。假如我们不是那么坦诚，不是所谓的“性情中人”，那么很有可能，我们的调查就不会有那样的便利。当然，这里的坦诚或其它都并不意味着我们付出了什么额外的努力，我们基本只是按照我们日常的为人处事行为。但恰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有这番感慨，甚或是一种内疚？！由于社会的结构性和认知性因素，我们的这些本来是天经地义的行动都使得我们获得了至少在我们看来是更多的“象征性利润”，并进而在客观上保证了我们对于求知对象的支配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