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司经营权及其行使(3)
2015-07-22 02:30
导读：多数国家法律规定，公司经理权须由公司亲身授予，不得由公司的代理人或其他公司经理人代为授予。但由于公司为法人只能借助于公司机关为行为，故立
多数国家法律规定，公司经理权须由公司亲身授予，不得由公司的代理人或其他公司经理人代为授予。但由于公司为法人只能借助于公司机关为行为，故立法实践中公司经理权之授予由公司机关具体行使。通常，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经理的权利由董事会授予，而有限责任公司和其他公司的公司经理的权利多由股东（或股东会）授予。一般而言，各国立法最初多要求公司经理的权利之授予必须以昭示的方式为之。如《德国商法典》第48条第1款规定：“公司经理的权利只能由营业的所有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并且只能以昭示的意思表示授与”。 由于公司经理的权利一经授予，公司经理即能以公司名义在其权限范围内对外从事贸易活动，公司必须承担该贸易活动的法律后果。鉴于此，各国对公司经理的权利之授予大多设置了公示登记制度。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206条规定，公司经理
委托书经认证后必须存放于企业登记机关，并进行登记。日本、韩国、瑞士及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均有类似规定。综观各国对公司经理权授予登记的效力题目，概有两种立法主张：一为登记对抗主义，即公司经理的权利之授予即使未经登记亦能生效，只是不得对抗第三人，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等多数国家（地区）采此主张；二为登记要件主义，即注册登记为授予公司经理的权利的条件条件，非经登记，公司经理的权利之授予不得生效，此为意大利等少数国家立法所采。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206条第2款规定，公司经理委托书若未经登记，则公司经理人只能视为一般代理人。 （二）董事和董事会。董事的法律地位不仅关系到董事本身的权力、义务和责任，而且关系到公司、公司机关、成员甚至第三人的权力、义务关系。目前，有关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大致有两种主流理论，即英美法系的信托代理兼有说和大陆法系的委任说 ，另外还有一种非主流观点即法定说。（1）信托代理兼有说。英美传统公司法观点以为：“董事对于公司具有双重身份，第一、董事是公司的代理人；第二、董事又是公司的受托人，在此基础上，董事对公司承担一种信托责任。” 根据这种观点，一方面，作为公司的代理人，董事享有以公司名义同第三人从事交易、缔结契约的权力，对于董事这种权力的行使，公司须对第三人负责。这里作为公司代理人的董事不是指单个的个别董事，而是指由单个董事组成的公司董事会。另一方面，董事也被视为公司财产的受托人，对公司财产赋予权力的受托人。“董事是被选任为公司股东的利益而治理公司事务的人。这是一种信托职位，该种职位一旦被董事承诺承担，则董事负有充分地和完全地履行他们所承担的义务的职责。” 因此，英美的董事在现代公司中处于代理人和受托人的地位即董事代表公司与第三人的行为，系以公司的名义进行，由此发生的权利与义务回于公司。同时，董事对于公司交付托管的财产，其相当与信托关系法理意义上的受托人，故与受托人一样，在保管、处理公财产时，应尽其公正与相当留意的义务。（2）委任说。“所谓委任，谓当事人约定一方委托他方处理事务，他方允为处理之契约。其为处理事务委托之人称为委任人，允为处理之人，称为受任人”。 委托处理的事务称委托事务，亦称委任标的。就公司董事的委任关系而言，委任人是公司，受任人是董事，委任标的是公司财产的治理与经营。《日本商法典》第254条第3项规定：“公司与董事之间的关系，依照有关委任的规定。”日本的学者也以为，董事和公司的关系是一种委任关系，董事负有具备善良治理人那种谨慎的品质而履行其职务的义务。我国也有学者对此持相同观点，以为“公司与董事的关系适用委任规定。” 根据委任的法理，董事可因其委任而取得对公司事务的经营决策和业务执行权，在委任的范围内，为实现委任标的具有很大的自主权。（3）法定说。有的学者指出，“在理论上，现代公司的董事与公司之间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关系，任何‘代理’说，‘委任’说以及‘代理与信托兼有’说都不足以十分清楚的阐释董事的法律地位”，因此主张“现代公司董事的权力、义务、利益和责任直接来自法律的规定，其与公司的关系应定位为‘法定’。” 采取董事权利法定说的原因在于，公司制度实际上是传统私法制度的扩张，因此试图把这种组织体中公司机关、公司机关中的职位以及这种职位的具体担当人之间的关系还原为严格的传统私法上的信托、代理、委任等关系中的任何一种都会令人觉得难以自圆其说。 传统公司法理念以为，作为一个私法上的自治组织，公司是由股东组成的。公司的成员就是股东，他们是公司的终极所有者，也是公司利益的终极享有者。从而，股东会被以为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而董事会只不过是公司的业务执行机关并完全受股东会的控制，董事会不拥有独立于股东会的法定权力。但随着现今公司权力由“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转变，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关系已不能再理解为以前的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股东会、董事会都是权力机关，都是法定的必设机关，两者的权力从本质上都是法律授予的。除了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属于股东会行使的权力外，所有的公司经营事务都回董事会所有。董事会对外代表公司，对内可以排除股东会和监事会的不当干预经营治理；股东会自己不能运用已经授予董事的权力，不能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给董事会发布指令。因此，股东会不再拥有凌驾与董事会之上的权利，并且由于公司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董事（会）也不仅仅代表股东（会）的利益，而应代表整个公司的利益。董事（会）在治理公司事务上独占的、排外的权力不答应剥夺。无论是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国家，公司经理层的权力一般被以为是一种基于授权产生的代理权。董事会与公司经理层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公司经理层是附属于董事会而不是独立的公司机关，其权力受董事会委托范围的限制。因此，公司经理与公司的关系对内受董事会的控制，对外属于代理关系。他们是公司的代理人，而非董事会的代理人。但是，董事会与公司经理的关系不同于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董事会拥有对抗股东会的权力，也就是说董事会在法律上享有独立行使公司权力不受股东会干预；而董事会与公司经理之间不存在权力划分的关系，他们没有对抗董事会指示的权力。 董事会的权力具有以下特点：（1）董事权力和董事会权力的混同性。固然从理论上说董事和董事会的权力从其结构层次上可以分为董事个人的权力和透过董事会职权行使的集体权力两个方面。但实际上任何董事会的权力的行使都有赖于董事的个人行为，因此董事和董事的权力是没办法截然分开的。（2）董事（会）权力的法定性和独立性。基于董事的法律地位和性质，董事（会）享有对公司财产的治理经营权。董事会的这一权力直接来源于法律的规定，并且董事的这一权力应当具有独立性，既独立于公司其他机关的干涉，也独立于司法机关的审查。董事（会）从事的商事活动是一种民事活动，意思自治是应当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法律不应随便插手公司内部事务，法官也不宜对董事会权力的行使做事后判定和评价。（3）董事（会）权力的受制性。现代公司中，董事（会）的权力因“董事会中心主义”在世界各国的普遍推行而有所扩大，董事（会）职权的适度扩大适应了现实的需要，使公司运作的本钱降低，更有效率。但是，董事（会）职权的过度扩张也必然轻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和利害关系人利益的损害。因此，为了从最大限度上减少董事治理行为的不当，维护公司与董事间的信赖关系的延续，董事（会）的权力应当受到有效规制。各国对董事会权力内容的限制主要包括以下事项：公司立法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控制性权力，不能以章程或其他形式移转到董事会权力范围，如选任和解任董事和批准公司章程修改的权力等；对于董事会和股东会同时享有的权力，若两者互相冲突，股东会的决议优先于董事会的决议，如确定董事报酬的权力；公司章程规定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力，董事会不能行使，如涉及董事、治理层利益冲突交易的事项，涉及公司股权变化的重大事项，涉及公司存在基础的重大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