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法关系之探讨(3)
2015-12-05 01:20
导读：三、礼与法的关系 中国传统法的结构是礼与法的完美结合。礼与法的结合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1．夏商西周的“礼治”时代：法
三、礼与法的关系
中国传统法的结构是礼与法的完美结合。礼与法的结合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1．夏商西周的“礼治”时代：法作为礼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礼治体系最大程度地发挥了教化的作用，而法与刑的锋芒被深躲，在不失威严的情况下副作用得到有效控制。
2．年龄战国至秦的“法治”时代：礼法分离，独任法治。儒法两家之争，以法家的胜利告终，原本附于礼治的法获得了独立的发展时机，但法家之“法”泛指制度，偏重刑罚。
3．汉中期以后礼法融合时期
汉儒通过对秦政反省以为过分摒弃“礼”和“德教”，独任严刑峻法是秦灭亡的主要原因。于是汉儒开始了在不排斥“法”独立存在的条件下，重振“礼乐”，建构“礼法结合”的新的传统法体系。
汉代礼法融合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立法以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为指导，二是在司法实践中引经决狱，体现礼所倡导的精神。自汉时起，礼法融合的进程始终没有停止。儒家的精神、法家的制度构成中国传统法的主要内容。
4．隋唐时期，法观念定型：礼主法辅，礼在法中，法外有礼
自汉时起的礼法融合，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定型于隋唐。中国正统的法观念的核心理念是“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王霸并用”，三者合言之便是“礼主法辅”式的结合。在礼法融合的思想指导下，中国传统法向着儒家化、伦理化、道德化发展。董仲舒的“《年龄》决狱”、西汉后期兴起的以经注律、魏晋南北朝时的引经进律等，为形成“一准乎礼”的《唐律》打下了深厚基础。我们从《唐律》的注释“疏议”中可以体会到，《唐律》的每一条款的设置都能找到礼的依据。礼与律真正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通过对礼与法的结合的分析，我们可以对礼与法的关系做如下回纳：
（1）礼指导着法律的制定。比如纲常之礼便是唐律最基本的内容。在唐律的制订过程中，以礼改律之处甚多，唐律的制定与修撰要以礼为指导。礼对于以满族为主体的清朝立法也有重大影响。
（2）礼典、礼文直接进律。如唐律的制定除总的方面受礼的指导外，有些律文几乎是礼的翻版。如《名例律》“八议”是《周礼·秋官·小司寇》“八辟”的照搬。
（3）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进”。审判实践中可以发现以礼折狱，弃律从礼的案例。违礼之罪要加重处刑。由于“于礼以为出进”是公认的道德高于法律的司法原则，并受国家保护，司法官宁可不依律，也不可不循礼。
（4）礼法互补，共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体表现在：第一，礼侧重于预防犯罪，即导民向善，所谓“禁于将然之前”，法侧重于惩罚犯罪，即禁人为非，所谓“禁于已然之后”。第二，以礼的规范弥补法律条文的不足。在唐代凡是律无明文的行为，可参考律疏处理。律疏是以礼为理论基础的，律疏代律实际是以礼代律。第三，礼主刑辅，综合为治。礼的等差性与法的特权性是一致的，礼法互补，以礼为主导，以法为准绳，以礼为内涵，以法为外貌；以礼移民心于隐微，以法彰善恶于明显；以礼夸张恤民的仁政，以法渲染治世的公平；以礼行法减少推行法律的阻力，以法明礼使礼具有凛人的权威；以礼进法，使法律道德化，法由止恶而兼劝善；以法附礼使道德法律化，出礼而进于刑。凡此种种都说明礼法结合、礼法互补，可以推动国家机器有效地运转，是中国古代法律最主要的传统，也是中华法系最鲜明的特征。
参考文献：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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