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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及其思考学毕业论(3)

2016-08-24 01:01
其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外部列强的进侵，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闭的、封建式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体制，中西法文化开始了第一次较量。……苏联法学模式的影响和指导是对中国法制的第二次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给中国法制的发展与繁荣带来了生机，法律在开放的姿态中获得逢勃的生命力，中国法制又面临着第三次冲击。”［4］综观，这三次的确是中国的法文化传统经历的重大变化，但结果如何呢？清末西文化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冲击的结果只能是使中国法形式上披上西方的外衣，而实际上还是走封建的老路子，封建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没有得到根本的动摇与破坏。建国初期对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全部废除，苏联法学的全面引进，照样无法使“社会主义的法”融进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反而给法制造成极大的破坏，法律留于纸上，现实生活中充斥着法律虚无主义的观点。其原因在于中外法的观念形态、价值判定、行为模式上的明显对立与差距，使舶来的法律与中国传统法文化难以协调，在社会生活中难以找到有力的支点使其扎根。建构于商品基础之上的“法”是无法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生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也不可能通过社会革命而完全切断，社会形态的变化对文化会产生影响，但无法更改传统文化［5］。
最后，思维方式因素对立法有着吹糠见米的功效，它直接指导、设计着一国制度。在一定时期确实存在着具有远见卓识的先知先觉，可他们对未来的预见与超前思维，是脱离不了当时当地的生活的。思维方式是受人所生活的特殊环境制约的，它不可能成为法文化变化的终极因素。
所以，生产方式因素，即基础作用，在法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引起法文化变革的终极因素。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经济一直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我们便可想象中国的法文化传统有多么巨大的稳定性。正如亚当·斯密曾所说：“本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的马可·波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波罗客居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答应之极限。”［6］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对法文化传统带来哪些呢？

三、对本日中国法文化传统处境的思考

二十余年的改革与开放使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单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初期计划经济还是社会生活的主导，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均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分配什么分配多少也由政府规定。实际上是政府化了的自然经济，经济基础未有根本性的改变，法文化变革并未到来。直到1992年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了几千年的法文化传统开始面临全面挑战。
其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不再被局限于身体所能到达的地域范围，使人们可以在几秒钟内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最新信息。全球化趋势在不可阻挡地加强，地域因素的影响在变小，全世界的人们比过往任何时期都更成为一个共同体，彼此的命运休戚相关。地域因素正经历一次空前变革。
其二，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在中国刚刚起步，不足十年的建设与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体制的较量十分艰难，不时有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甚至于是政府行为）出现。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我们在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体制立即就得融进国际大环境中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场竞争，并要在竞争中求得自身的生存，难度之大，要求之高，变革之剧可想而知。
其三，伴随地域因素与生产方式因素根本性变革而来的便是对人的思维方式提出的巨变要求。一种世界性的意识被要求植进我们的思维。中国加进“世贸”组织即将成为现实，进世后，“法律不仅是某一国家意志的表达，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相互利益和各自需求的协调”。［7］需要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意识，创建一种基于世界意识之上的法。这是有别于过往的全新的法律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