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立法法与其历史环境——关于立法法研究的一(5)
2016-11-20 01:03
导读：中国立法法的产生，还具有明显的有助于法律文化方面的优良传统与立法化相结合的价值。中国事具有长久的成文法传统的国家，立法制度主要也是成文立
中国立法法的产生，还具有明显的有助于法律文化方面的优良传统与立法化相结合的价值。中国事具有长久的成文法传统的国家，立法制度主要也是成文立法制度。这是中国立法以至整个中国法律文化尤其是立法文化的一个优点。中国立法实践中固然也有不成文立法制度发生作用，但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法治落后和立法制度尚待改进。一方面，很多立法活动缺乏成文制度可以遵循，它们只能遵循惯例、领导者或其他有关方面的意愿以及政党、政府、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重要变故等随机性因素；另一方面，既有的成文立法制度存在弊病、漏洞以及其他欠缺，使一些立法活动难以全然按照这些成文立法制度办理。中国的不成文立法制度实际上多少年来总是对中国立法发生直接的重大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影响的作用事实上大于成文立法制度的作用。很显然，中国存在不成文立法制度，不是一种理想选择的结果，不是自觉地以其作为成文立法制度的一种补充从而使整个立法制度更为完善、更有生命力的结果，而主要是一种消极的落后的状况。并且，在素来以成文法为传统的国情之下，这种状况，对中国立法的运作和完善更为不利（注：参见拙文《中国立法五十年》。笔者在文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正如法有成文法与不成文法的区分一样，法律制度，包括立法制度，也有成文与否的不同。成文立法制度是以法的形式特别是宪法和宪法性法律的形式所确定的立法制度。不成文立法制度，则不仅是指对立法发生作用、立法活动需要遵循的习惯性规则；也指有关组织如执政党，有关机构如介于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之间的社会共同体，对立法发生作用的规则——这些规则既有采取文字形式（如文件形式）的，也有采取惯例形式的。在成文与不成文两种立法制度中，成文立法制度是更主要的一种，由于立法的特质原本就表明，它主要是创制成文的规范性法文件的行为。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存在成文与不成文两种立法制度是人所知晓的。而中国也是一个成文法与不成文法、成文立法制度与不成文立法制度并存的国家，这一点却不为人留意。实际上，中国立法从创意到完成的整个过程中，立法者所要遵循的，不仅是法定的即成文的立法制度，也包括经常发生作用的其他规则或要求，在有的情况下，在有的环节上，甚至首先要遵循或更多地要遵循法定制度之外的其他规则或要求。这些其他规则或要求，就是中国的不成文立法制度。所不同的是，西方国家特别是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不成文立法制度通常是成文立法制度的补充，有了这些不成文立法制度，整个立法制度才更为完善，才不至过于僵硬。在它们那里，关于立法制度的成文规定是较为系统、全面的，立法活动所遵循的不成文法，通常少于其他法律活动所遵循的不成文法。）[1](P39-41)。中国立法要走向现代化，要与国际立法制度的主流接轨，要与自身的成文法传统相衔接，要避免立法中有过多的不确定因素、或然性因素、甚至“黑箱”因素发生不应有的作用，需要完善成文立法制度，制定和实施比较系统和集中地反映现代立法、适合现代立法需要的成文立法制度。立法法的出台，正可以担负完成这一任务的使命。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正是上述原因的存在和作用，制定立法法成为立法的一种选择。从这些原因中人们不丢脸出，制定立法法在20世纪最后的年代提上中国立法日程，有其直接而深刻的历史环境方面的根据。这几个方面的因素都是立法法产生的因素，它们是独立的，但又协力促成了中国立法法的问世。在这些原因所合成的历史条件眼前，我们能够说立法法的制定是不必要不应当的吗？显然不能。
当然，中国现时期历史环境萌生了制定立法法的需求，这种需求的存在表明了立法法的无可回避。国家因此制定了立法法，表明了国家立法对这种需求的适应性。但是，需求是一回事，具体应当在什么时间适应这种需求、以什么方式适应这种需求，则是另一回事。假如方式不妥，也难以较好地适应这种需求。正由于考虑到这些情况，笔者一方面以为中国应当制定立法法，在1993年写作并于1994年出版的《立***》一书中，本人便明确提出了这一点[2]；另一方面，笔者又对制定立法法中所存在的某些状况特别是其方式表示担忧，并因此在后来的《中国立法五十年》一文中明确提出了立法法可能提条件上了中国立法日程的判定，藉此表达了这种担忧[1](P4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