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能力与侦查法治之关系辨析

——兼论我国侦查程序改革

　　我国侦查立法及实务改革，是在刑事犯罪高发及法治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下展开的。由此决定，在当前和今后1个时期，我国侦查工作面临的任务和挑战也是双重的：1方面，为应对刑事犯罪高发态势，侦查机关必须大力提高侦查能力；另1方面，随着依法治国推进、公民权利意识提升，推进侦查法治化已刻不容缓。可以说，提高侦查能力与推进侦查法治，已是21世纪我国侦查工作的两大主题。

　　随着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临近，有关侦查程序改革的讨论日趋热烈。从立场及观点看，兼顾两大主题、维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在总体上是1种共识。但在具体观点上，分歧仍是明显的：理论界更多关注侦查程序的正当性，呼吁大力推进侦查法治化；实务部门则更多强调现实国情，认为侦查法治的推进应以侦查能力的提高为前提。

　　因而，如何认识和处理侦查能力与侦查法治的关系，就成为当前侦查程序改革，乃至整个刑事司法改革必须面对和解决的1个问题。下面，笔者就此谈3点意见：

　　1、1定水平的侦查能力，是推进侦查法治的前提条件

　　1国治安大局基本稳定，是实行法治的前提条件。所谓“乱国无法治”、“紧急状态无法律”，在1个犯罪猖獗、治安混乱、公民缺乏安全感的国度，无论如何都难以实现法治。侦查法治乃至整个刑事法治，都是以国家能够理性、从容地应付刑事犯罪为前提的。而决定这1点的，有两大因素：1是犯罪形势，2是侦查能力。如果1国犯罪形势较为和缓，或者犯罪形势虽然严峻、但侦查能力却10分卓越，都能有效维持治安大局的稳定。因为，“同犯罪进行斗争的成败，在很大程度决定于是否善于进行侦查工作”i.

　　在我国，由于处在特定的历史转型期，可以预料，刑事犯罪的高发势头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在此背景下，要有效维持治安大局的稳定，就必须保持1定水平的侦查能力。从统计数据看，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案总数徘徊在450万起上下，破案数在200万起左右，扣除立案不实因素，破案率约在30%.这几个数字，对我国社会治安大局影响甚大。未来1个时期，如果发案数仍然居高不下或仍有增长，则公安机关的破案率、破案数也必须同步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才能确保治安大局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由于国家对侦查工作的人、财、物投入严重不足，我国目前较高的侦查能力，实际上是靠国家对侦查权的过度投入来维持的。而侦查法治化的推进，必然会带来对侦查权的某些限制与剥夺，如：引入司法审查，将强制侦查的裁决权交由中立的司法机关行使；扩大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确立沉默权、律师同在押犯罪嫌疑人的自由会见交流权、讯问时的在场权、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阅卷权；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行羁押部门与侦查机关分离等。

　　很显然，这些制度和规则，会在1定程度上削弱侦查机关的实际侦查能力。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其他相关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水平和刑事案件的破案成本成正比，与刑事案件的破案率成反比。随着下1部刑事诉讼法典中1系列新诉讼制度和证据规则的确立和实施，在人权保障得到强化的同时，必然带来破案成本的上升和破案率的下降。”ii

　　固然，这是实行法治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这种代价完全可以通过推广应用科技手段、转换侦查取证模式、完善侦查工作机制和提高侦查队伍素质等方面加以弥补。但亦应看到，这些弥补措施的跟进，同样受到现有资源和客观条件的制约，绝非可以1蹴而就。因而，如果侦查法治化步子过大，而侦查能力严重滞后，就会导致破案率、破案数急剧下降，犯罪形势恶化。在此情形下，“政府、公众和舆论会向警方施加极大的压力，警方就会在压力逼迫之下，置法律于不顾，转而通过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1些方法提高侦查效率，而这种侵权行为通常会在1定程度上得到政府、公众和舆论的默许甚至暗示与纵容。”iii 由此，再好的立法也无从贯彻落实，侦查法治终成泡影。

　　因而，1定水平的侦查能力，是推进侦查法治的前提条件。侦查法治化的进度，必须顾及1国现有的侦查能力水平，及未来1定时期侦查能力水平可能提升的空间及速度，循序渐进地稳步推进。

　　2、侦查法治的进步，往往是提升侦查能力的重要推动力量

　　考察侦查史，可以看到，有两股力量在不断推动各国侦查能力提升：1是科技，2是法治。19世纪末，近代侦查学得以诞生，其背景有2：1为西方产业革命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学知识和技术成果被广泛运用于侦查实践;2为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起了新型的刑事诉讼制度和法治原则。iv 20世纪中后期以来，“2战”后成立的联合国相继制定了1系列国际人权公约，形成了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由此开启了绵延至今的刑事司法改革运动。与此同步，第3次技术革命兴起，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现代科技，以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现代科学方法相继进入侦查领域，各国侦查能力再次迅速提升。

　　科技与法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同推动着侦查现代化的步伐。但就2者作用而言，科技之发展，仅为侦查能力之提升提供了1种物质前提，而推动侦查机关将其大量运用于侦查领域的，则有赖法治。18、19世纪，资产阶级在批判封建法制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新型的刑事诉讼制度，否定有罪推定、确立无罪推定，否定口供至上、废除刑讯制度，确定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建立刑事辩护制度等。这些巨大变化，极大了刺激了侦查机关对于物证的需求，从而促使其将大量科学技术运用于侦查领域。2战后，各国先后实施刑事司法改革，侦查法治化日臻完善，侦查机关为适应新的司法制度，更加自觉地将1些最新科技成果引入侦查工作，使侦查能力进1步提升。

　　可以说，法治的每1进步，在给侦查机关带来困难和压力的同时，都毫无例外地起到了推动侦查能力提升的作积极用。比如，对口供主义和刑讯的彻底否定，就迫使侦查机关不得不转变侦查思路及取证模式，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去获取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特别是物证。刑事诉讼中辩论和辩护原则的确立，使侦查机关所获取的证据都要在法庭上接受辩方的全面质疑，从效果看，这种“严格的证据质疑制度是警方发展刑事科学技术的重要推动力，于根尔·托瓦尔德的《19/20世纪西方要案侦破记实》从刑侦史上证明可这1定理。”v 我国台湾地区，于1997、2001年先后将羁押权、搜查权由检察院收归法院。据台湾1位检察官介绍：“面对这种强制处分权的变革，检察官之侦查当然会受到冲击，尤其在检察人力不足的情况下，更形严重，然而危机就是转机，转机就是契机，籍由审慎行使强制处分权，再搭配着妥当运用侦查辅助人员，精致的侦查就应运而生”。vi

　　在大陆，我们也可以看到侦查法治推动侦查能力提升的实例。比如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调整管辖范围、允许律师介入侦查、取消收容审查、改革庭审方式等，都给侦查机关带来了压力。但是，正是这种压力，推动全国公安机关于1997年起全面实施刑侦工作改革，从而给侦查工作大发展提供了契机。这次改革的内容，涉及刑侦体制、工作机制、刑侦专门手段、刑侦基础工作、刑警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通过改革，刑侦工作和刑警队伍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刑侦工作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公安机关的打击犯罪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其中，刑侦工作的信息化、科技含量显著提高，刑侦工作从原先较多地依靠人海战术、粗放经营，逐步向更多地依靠计算机、依靠信息、依靠科学技术的方向转变。

　　历史和现实都启示我们，侦查法治的推进，往往是侦查科技发展和侦查能力提升的巨大推动力量。当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已为侦查科技进步、侦查能力提升提供了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如果缺乏法治力量的推动，这种进步就未必能够如期实现，即使能够实现，也难免会被推迟、延缓。比如，如果继续允许刑讯存在，则侦查机关就很难舍弃这种成本最低、最为便捷的破案方式，亦很难激发其发展侦查科技、转换取证模式、提高侦查能力的愿望与渴求。正像1句西方格言所称：“与其烈日下为证据疲于奔命，毋宁于树荫下撒红椒于嫌疑犯之双目。”viii 再如，如果仍然奉行“侦查中心主义”，将法庭审判演变成对侦查证据的展示和对侦查结果的确认，而把辩方对侦查证据、侦查结论的1切质疑都归于毫无意义，则侦查人员就永远难以改进其粗疏、慵懒的工作作风。

　　3、我国侦查程序改革，应保持侦查能力与侦查法治的良性互动

　　上述关于侦查能力与侦查法治之关系的剖析，对于我国侦查程序改革具有指导意义。它告诉我们：2者之间，既有冲突、矛盾的1面，更有协调、统1的1面。在我国侦查程序改革，乃至整个刑事司法改革中，如果处理得当，2者就能实现良性互动、同增共长。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维持侦查法治水平适度超前，进而不断拉动侦查能力水平提高，是实现侦查法治化的基本进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治”作为1种制度力量，能够对侦查工作的方方面面发挥拉动、牵引作用。维持侦查法治水平适度超前于侦查能力水平，既可以促使国家不断加大对侦查工作的资源投入，也能迫使侦查机关不断致力于发展侦查科技、完善工作机制、提高队伍素质，从而提高侦查能力。而待侦查能力提升到与侦查法治水平相当时，2者就出现了短暂的平衡，但随后不久，新1轮的法治变革就应提上议事日程。如此反复，就能实现侦查法治水平、侦查能力水平的“螺旋式上升”，推动它们不断迈向更高水平和境界。这种改革进路，既是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基本经验，也是1996年以来我国侦查立法及实务改革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在我国当前，人们之所以对加大侦查法治化步伐分歧较大，根源在于对形势的判断不1。正本清源之举，首先在于正确认识形势，即对我国目前的侦查法治水平、侦查能力水平之对比关系，作出1个较为符合实际的判断。根据上述侦查法治水平应当适度超前于侦查能力水平的结论，只有在侦查法治水平适度超前于侦查能力水平时，才能说我国目前的侦查程序设计是科学的、合理的。否则，即便2者是基本适应、水平相当的，也应认为这种制度设计是滞后的，亟需改进的。

　　很显然，在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对这1问题的看法有重大分歧。理论界普遍认为，当前我国侦查法治水平显然落后于侦查能力水平。比如对沉默权，有学者曾尖锐指出：“我国的侦查技术、侦查装备虽然落后，但这是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的。比起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美国，则我们现有的侦查技术和侦查装备还是要先进得多。沉默权最早确立于17世纪的英国。……而按照1078世纪英美的侦查技术、装备标准，我国早就该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了，何必还要等到今天！”ix 实务部门的观点则截然相反，比如有人在谈及“无罪推定”、“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非法证据排除”等内容时说：“我们的思路很明确，就是保障人权需要加强，但要以提高打击犯罪能力为前提条件。如果我国侦查机关当前面临的严重制约着侦查能力的因素及警力、经费等问题没有解决，而将以上内容立即全部写入刑事诉讼法，那么这就显得过于仓促。”x

　　对此，笔者认为，且不论我国目前的侦查能力水平究竟是高是低，单就它和我国侦查法治水平的对比关系而言，显然是后者落后于前者。主要根据为：（1）自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以来，我国侦查机关的侦查科技、装备、队伍水平都有长足进步。比如，在侦查信息化、科技化方面，我国已建成全国在逃人员系统、现场指纹远程查询比对系统、全国失踪人口和无名尸体系统、全国被盗抢汽车信息系统、全国刑事犯罪DNA信息系统等7个全国性打击犯罪信息系统。xi 其中，全国现场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的自动识别准确率世界领先，同时，在制式枪支建档、书写时间判断和指纹鉴定新理论等方面，我国的科研成果也居于世界先进行列。xii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我国的侦查程序改革却举步惟艰，几乎毫无进展。（2）当前我国的刑事犯罪发案总量虽然居高不下，但总体上仍处在1个较为稳定的平台上，即治安大局是平稳的。而且，从近年情况看，公安机关破案数在节节上升。这表明，我国侦查机关对当前的犯罪形势，有着足够的应对能力和较高的驾驭水平。（3）在西方法治先进国家，无罪推定、沉默权、非法证据排除等原则、制度、规则，早在18、19世纪，甚至在17世纪，即已确立。相比而言，如果说我国目前的侦查能力水平，还不如100年、甚至200年、300年之前的西方诸国，这显然不符合实际。（4）随着法治推进、公民权利意识提升，社会公众对侦查的需求和期待已发生较大变化。人们在追求安全的同时，对自由和正义的渴望与日俱增；人们不仅要求侦查机关迅速、及时破案，还要求侦查机关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切实保障人权。这1点，从社会公众对佘祥林、李久明等冤案的激烈反应中，就可以看出来。而我国目前的侦查程序，显然并没有充分反映这种需求。

　　既然目前的形势，仍是侦查法治水平落后于侦查能力水平，那么改革的思路就趋于清晰了，那就是:必须加快侦查法治化步伐，将步子迈的大1点，以尽快把我国侦查法治水平提升到应有的水准，发挥其对侦查能力的拉动作用。当然，适度的超前，并不是可以不顾实际地冒进。如果过于超前，也会给侦查机关实施新的法律造成太大困难，甚至导致侦查机关即使竭尽全力也无法实施法律，最终结果必然是偏离法律、不再尊重法律。这样，就会对侦查法治与侦查能力造成两败俱伤。

　　那么，适度超前的界限或者说参照系在哪里呢？笔者以为，根据我国目前的侦查能力水平，最适合的参照系莫过于联合国有关人权公约中所确立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理由在于：（1）这些规则，已为英美、大陆法系及世界大多数国家普遍接受，被称为“刑事司法之最低标准”。我国已加入或签署了绝大多数条约，其中最重要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即将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因而，对我国而言，接受并实施这些规则，既是1个负责任的文明大国应有的积极态度，也是我国应履行的国际法义务。（2）以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实施这些规则，并不存在太大困难。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逐年大幅增长，国家日益变得“财大气粗”，而与此同时，国家对司法资源的投入却远远低于这种增长，甚至没有增长。这就要求国家要调整现行的财政政策和支出结构，把更多的资金投向执法、司法等公共服务领域。（3）我国目前的犯罪形势基本稳定，以现有的侦查能力，即便推进侦查法治化会给侦查能力带来1些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完全可以通过加大资源投入、发展侦查科技、提高队伍素质、强化内部管理等加以弥补。也就是说，不会给社会治安大局带来较大波动。

　　如此，则我国侦查程序改革的步骤与措施应该较为清晰、明朗了，1言以概之：凡属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中明确规定的1些原则、规则和制度，我国在修订立法时，均应尽可能地加以吸纳和接受。比如，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权”、对强制侦查实行司法审查、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排除通过酷刑获取的口供等，均应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予以规定。这样，不仅能大大提升我国侦查法治化水平，而且，必将会推动侦查机关开启新1轮警务变革，推动我国侦查能力迈上1个新台阶。

　　i [前苏联]波鲁鲍夫.预审中讯问的科学基础[M].冯树樑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1.

　　ii 郝宏奎.侦查学的发展、困惑与反思[C].郝宏奎主编.侦查学论坛（第3卷）.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5.

　　iii 郝宏奎.侦查讯问改革与发展构想[C].樊崇义主编.刑事审前程序的改革与展望.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271.

　　iv 任惠华.中国侦查史[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204-206.

　　v 张成敏.案史——西方经典与逻辑[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472.

　　vi 林邦梁.台湾刑事诉讼中之强制处分[C].陈光中、陈泽宪主编.比较与借鉴：从各国经验看中国刑事诉讼法改革路径——比较刑事诉讼国际研讨会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356.

　　vii 张新枫.坚持正确方向，不断发展创新，继续推进和深化刑侦改革[J].中国刑事警察，2006，（2）:6.

　　viii 转引自王兆鹏.刑事被告的宪法权利[M].台湾大学法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印行.1999，36.

　　ix 易延友.沉默的自由[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67.

　　x 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坚持“打”“保”结合[N].人民公安报，2007-6-13（4）.

　　xi 何挺.刑侦工作情况与思考[C].高级警官培训讲堂录——公安工作研究专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64—67.

　　xii 张新枫.坚持正确方向，不断发展创新，继续推进和深化刑侦改革[J].中国刑事警察，2006，（2）:6.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毛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