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成长与目前情势(4)
2013-09-18 01:27
导读：二、社会生长与国家构建：社团组织的发展 社会生长（市民社会）是现代国家构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其它四个基本构件相比，社会生长不是国家本
二、社会生长与国家构建：社团组织的发展
社会生长（市民社会）是现代国家构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其它四个基本构件相比，社会生长不是国家本身的制度组成，而是国家构建过程的基本要素。20 从世界范围的经验看，各国的社会发育程度优劣都对现代国家构建起到了支撑或阻碍的作用。
为了更加确切地透视社会生长的真实状况，将各种社团性组织纳入研究视野当中，本文更多地用社会资本21的视角来观察J市社团组，织的发展，并将“社团” 定义为一种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团体的成员关系把分散的个体或紧或松地联系在一起。22 在J市，这类广义概念的社团组织很多，既有传统的草根性组织、也有现代性的社会中介组织。
传统性的草根社团复兴和活跃主要得益于其深 厚的社会基础。通过对J市地方社会历史的分析，这一区域有着悠久的海洋型商工文化、浓厚的家族传统和海外华侨资源。在传统时代，就普遍存在活跃的民间组织和组织网络，如兴修水利的联庄会、主管互助的义社、迎神的庙会。进入近代以来，各种政治社会文化组织先后出现在闽南的舞台上，错综复杂的格局为该地方社会 留下不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特别是这一区域的华侨和地方势力，都曾经借助于地方社会既有的以家族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初级社团组织，积极参与地方社会的公共事务。231949年后，这些民间组织退出乡村权力舞台，被带有政权性质的各种人民团体所取代，不可缺少的民间娱乐则由带有宣传意味的会演和类似的活动替代了，祭神活动则在破除迷信中似乎消亡。不过，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随着生产成为个人与家户的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的实行，为传统社会关系的恢复提供了发展空间，促使非正式地方性制度的再现24，加上原先中断的海外—乡土联系也被激活。一些沿着历史、社会、文化所塑造的地方性传统社会组织，如宗祠会、老人会、丁氏回族会、太原学会、虞舜协会、比干协会、妈祖会、道教协会、
渔业协会、种粮协会、家族或海外基金会等被重新建立起来。25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当然，J市的社会生长更得益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1980年代后，以市场为导向的民营经济率先在J市崛起，原先以农业为特征的产业结构转化为以工业发 展为特征，同时第三产业也随之迅速发展，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群体，由原先单一身份的农民分化为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工人、外出的销售员、农村私营企业主、乡镇
企业管理者、外贸业管理者、商业经纪人等，这些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随着1992年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为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新的政府 —企业关系，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同业公会、行业协会等现代型社团组织快速发展，J市的民营企业主群体先后成立了玩具、纺织
服装、烟酒食杂、机械五金、建材、皮业、摩托车工贸、机动车市场、鞋材、印刷、种植
养殖、短裤、拖鞋、伞业、美容美发、石业共22个同业公会，会员总数1500多家，涵盖J市经济的主 要行业 26。这些社会团体依据市场规则，制订行规或公约，协调本行业事务，实行同行企业自律，维护会员企业利益，提供社会服务。活动范围包括：同行企业的保护和自律；发挥沟通政府与企业之间联系，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依据；为企业发展提供信息；研究制定本行业产品标准，提出相应发展规划建议；帮助企业解决就业培训 人才等。
社会生长并不是自发形成的，其发育和强大得力于市场与国家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多样化，而现代国家为社会 生长提供了制度支持。政府作为公会和协会的后盾，逐步赋予其相应的职能，使公会和协会的工作较正常地开展，会员在法律上取得了平等地位，享有了政治社会的基本权利。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在中国的国家构建中，社会生长与之相互依存，互相参照，它有四个基本功能：第一，填补了国家治理机制所遗漏或无法达到的领 域。尤其是一些新的、无法被纳入正式制度解决范围的问题。以J市管理福埔机动车市场为例，由于机动车报牌程序繁琐，漏洞甚多，因此，J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和福埔机动车同业公会合作共同成立的机动车报牌中心，该中心成立于机动车交易市场内，形成了一条龙服务，使国家（或政府）能够借助社会的力量达成管理的目 标。第二，充当了公共权力与私人领域的中介。把私人领域中形成的共识通过言论、行动转达给公共权力。以J市的安海玩具同业公会在1999年向政府申请“减 税”事件为例，当时遇到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外贸出口形势十分严峻，安海玩具行业整体滑坡，同业公会属下的73家会员通过同业公会，与政府相关部 门积极沟通，最终使政府同意将公会所属的会员企业税赋维持在上一年的水平。27第三，使国家的基础性力量增强。由于社团发展能够推动社会成员自发合作，志 愿地而不需要外部强制地达成集体行动，避免国家偶遇动荡时所面临解体的风险，28 因为社会生长使整个国家的“基础性力量增强”, 使国家权力能够透过社团组织居中调控社会，并促使国家制定规则的空间和能力增大。29 以J市为例，在二次创业期间，日益凸现的贫富分化和保障机制的不完善，曾一度影响了J市的社会和谐和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慈善总会协助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展开助困、助学、助老、助残等多项社会公益活动，有效应对社会秩序和安全问题。30第四，培育公民政治参与能力。不论传统型社团还是现代型社团，或者社团是否受到国家控制，其成员都可以在参与非政治组织的活动中慢慢学会妥协和宽容，生产着信任，培养组织和交流技巧，从而最终提高人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和能力， 增强政治效能感。31 如Verba，Schlozman和Brady所说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力根源于基础性的非政治制度当中。”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