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的中国电视体制矛盾与话语冲突(1)(4)
2013-09-19 01:17
导读：2.媒介从业人员 电视机构的领导层按照行政层级，分为台领导、中心一级领导和部领导三级，目前国内大多数电视台都参照此机制来设置管理层。 在旧的
2.媒介从业人员
电视机构的领导层按照行政层级，分为台领导、中心一级领导和部领导三级，目前国内大多数电视台都参照此机制来设置管理层。
在旧的电视制度体系中，电视机构领导实际上是政府（或上级党政部门）在传媒的代理人，其职责是保证传媒正常运作，为政府提供宣传服务，政府向传媒及其员工提供足额财经保障，并为传媒主管提供在官僚系统内晋升的机会。80年代中期开始，在干部专业化、年轻化的政策下，一批60、7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当上了各主要电视传媒的主管职位。这些主管领导身兼政府代理人和企业家的双重角色与职责，既要大胆採取改革和创新以提高经济效益，又要保证不触及敏感问题。面对重要新闻先要统一口径，而届时其他媒介可能已经抢先发布，诸如此类的矛盾，如何解决？角色的多重性和权力的被赋予性（随时可能被调迁），使大多数人都遵循经济上大胆、政治上保守的原则进行管理。
对普通/基层的媒介制作人员的分析显得更为困难。首先要涉及的问题是，是否将台外/节目制作公司的媒介制作者作为分析对象？虽然制播分离目前仅限於小部分节目，但作为节目制作方式的发展方向（尽管由於实践中的重重矛盾，这个问题被高层以「慎提」或「不提」的指示暂时搁置），节目的台外制作应当引起关注。由於缺乏相关资料，为了集中笔墨，暂将这部分人员排除在外，但随着这部分人员在电视从业人员中比重的加大，这样的分析将是必不可少的。
对电视制作人员进行分析的另一个难点，是电视台用人机制的转变带来的。其他行业普遍推行的全员聘任制在电视台生出了新的内容：所谓「台聘」、「部聘」、「组聘」、「人聘」确立了不同人员拥有的不同权利。「台聘」人员包括改制前的正式员工和每年通过传统渠道分配进来的「正式」员工，享有旧体制下的全部保障，没有失业和下岗之虞。「部聘」者得到的体制保护就少得多了，这部分人同时卷入了一个颇有意味的悖论之中：即想尽一切办法，转成台聘！吸引他们的与其说是被媒介领导视为工作成果的「灵活」的新体制，不如说是画饼一样的旧体制。至於「组聘」、「人聘」就带有十足的「讽刺」与「幽默」了，因为他们不但不享有任何保障，而且缺乏「聘」之所以成立的基本要件：契约/合同，来去皆由制片人甚至小组长一句话，报酬多少及其增减都完全由一人决定，这部分人为数甚众，流动率高，没有相关的统计数字，他们的工作可以说是一种体制外生产。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体制外的生产过程是一个不完整的生产过程。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经济的生产过程，是物质生产过程与劳动力生产过程的统一，在现实中体制外的生产过程，基本上没有劳动力生产过程，住房、补贴、医疗保险等等《劳动法》中规定的权利都没有得到提供。
作为运作制度的一个改革成果，制片人制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衡量电视机构体制现代化的标准。全国的电视制片人中，由电视台各级部门领导指定的共佔89.1%.8这些制片人负责的节目有固定的播出时段，不用对人员的各项福利负责，只须按照中央的宣传方针与口径完成任务，既无政治风险，又不用担心经费来源以及节目制作、播出的收益问题，他们虽没有正式的权力职位，却相对下级（普通节目制作人员）享有诸多权力。激励和处罚机制的缺失使多数制片人失去创新的动力，为了减少节目制作成本，将节目制作资金转移为私人财产，已成为制片人群体公开的秘密。
中国电视媒体的特色聘用体制，已造成的体制内与体制外人员的紧张关系，前者事实上掌握着对后者的领导权，这种领导不仅意味着经济控制权/盘剥权，还包括新闻/节目制作的相对自主权，从各个层面影响了体制外人员创作的积极性，这种身份区别彷彿当年的阶级鸿沟一样不可逾越，怀着巨大优越感的体制中人和被强烈的「不平等感」严重分裂的体制外制媒者，共同构造、实践、遵循着相同的传媒规则。
电视机构的複合身份直接造成为数众多节目制作主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与角色冲突。一方面，媒介从业者是拥有话语权的人，这种话语权具有转化为政治资本和金钱资本的可能性。在文化身份认同上，他们将自己视为精英，负有一定的社会启蒙和社会关怀义务，不愿屈从於市场霸权或官方意志，但这种精英地位来自资源的佔有，这种佔有是临时性的，不是彻底地佔有，不是靠其个人能力得到的，佔有这种资源的前提是领导的肯定，是赋予型的；另一方面，很多节目制作人员也是居无定所的阶层，体制改革不会给他们带来较大的增加收入的空间，他们很容易将自己视为无权势的普通百姓，甚至利益受损者，不认为自己负有或是能够担负社会责任，这又使他们在现实中往往毫不反抗地服从於市场逻辑和官方意志，这种人格分裂既影响创作的积极性，也可能直接反映到节目文本之中。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3.观众
每一个观众在收视之前，就已经被所处的现实的政治、经济关系建构过，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个体生存环境的突变，使他们的心理需求及使用电视的动机也不尽相同：
（1）精英及高收入阶层。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经济、文化精英，都可以将手中的象徵资本转化为金钱和物质利益，不需要媒介对他们的现实生活产生直接的作用，收看电视不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这些人本身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其行为甚至生活方式具有示范作用，更多的作为信息源出现在荧屏上，他们需要电视媒介为他们拥有的资本起到增值作用。
（2）社会中间阶层。9处於中间阶层上部的大致包括以下几类人：高级知识份子、中小型企业经理、外资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佔从业人口的4%左右。处於中间阶层底部的是这样几类人：专业技术人员、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佔从业人口的11.8%.他们收看电视的动机和习惯依个体不同而有较大差异，但普遍具有较强的能动性，是一些带有文化品味的互动型节目的主要参与者。一般来说，他们不需要解决太多的物质或现实生活问题，但需要借助电视交流、需要确认自我地位、更多的保持想像地位。
（3）社会底层及边缘层。包括：社会和经济地位不断边缘化的工人、处於困境中的农民、和城市边缘群体（老病残退等），这三者共佔从业人口约80%（何清琏），这部分人不掌握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电视不仅是他们家庭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投资，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多功能工具，既要看新闻、获取各种知识和实用技能，也要满足娱乐需要，随着民主意识的提高，他们逐渐还将电视视为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的空间。这部分人是改革的利益受损者，需要各种中介的帮助，需要渲泄，但这种利益表达完全依靠媒介的代理，电视代理了他们的绝大部分业余生活，满足他们的各种心理需求，并且替他们保持着与社会的联系，他们自己很少能直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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