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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中国诗意现实主义的表演大师(1)

2013-11-07 01:31

【摘 要 题】历史长廊

【正 文】 2005年是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1915—1980）诞辰90周年，逝世25周年纪念。在中国电影百年长卷中，赵丹以其激情澎湃、个性飞扬的表演艺术为中国银幕留下了众多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形象。即使是在银幕与正史之外，赵丹也是一个可供后人评说的无尽话题。他那单纯耿介、孩童般天真无邪的人格气质，曾为他的演艺生涯带来源源不断的才情和灵感，成就了他辉煌的艺术创造，但也让他在人生与政治的舞台上屡屡失措，辗转流离。仿佛有一条无法弥合的深刻裂痕永远横亘在他的艺术理想与时代主旋律、以及他的性格禀赋与世故人情之间。这把赵丹的一生历练成为一则折射着20世纪艺术知识分子坎坷命运与瑰丽梦想的历史传奇，成为中国电影在半个世纪的风云激荡下兴衰沉浮的寓言和缩影。从这个意义上看，理解了赵丹，也就粗通了20世纪中国电影的一个侧面。
20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国影剧表演艺术开始步入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时代。在西方现实主义艺术潮流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艺术积淀的孕育与催生下，中国影剧界涌现出了阮玲玉、金山、蓝马、石挥、白杨等一大批成就卓著的表演艺术家。而赵丹，正可毫无愧色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并且，他还是这个队列中艺术生命最长，影响力最广的一个。早在三十年代初期，赵丹就开始钻研表演技巧和表演理论，梦想有朝一日能够创立自己的表演体系和表演学派。自然，这更多是出于几许少年的自负，但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他的锋芒日渐内敛，心智与演技却几臻化境。今天，假设他的这一梦想真的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愿意用“诗意的现实主义”来为之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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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朴素自发的现实主义者

赵丹的演艺生涯始于1932年。这一年，正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求学的赵丹，因业余时间投身学生戏剧活动，被明星影片公司著名导演李萍倩慧眼识才，在无声片《琵琶春怨》中出演了一个纨袴子弟的角色。后来的四年，他又相继在《上海廿四小时》、《时代的儿女》、《三姊妹》、《落花时节》、《女权》、《乡愁》、《女儿经》、《到西北去》、《热血忠魂》、《小玲子》、《青春线》、《夜来香》、《大家庭》、《清明时节》等影片中出演20来个不同的角色。常年的校园舞台实践经历，为他这一时期的演艺学步之作染上了一层“清新自然，朴实无华”的底色。而他的这一风格，在1936年的《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两部影片中体现得最为集中，最为鲜明。
赵丹在《十字街头》中扮演男主人公——失业大学生“老赵”。他自己曾说：“老赵这个人物处世阅历不深、稚气、追求朦胧的正义。那种罗曼蒂克的生活，忍饥挨饿，然而无忧无虑，简直就像我们自己的生活一样。”或许正是由于与人物有着共同的生活体验，才使得赵丹的表演犹如清水芙蓉一般，将老赵这一角色落魄而不沮丧、失意而不悲观的人生态度演绎得淋漓尽致。其中，赵丹的许多即兴发挥更是有如神来之笔。有一场戏：老赵嘴里一边哼唱着“啷里格啷……”，一边爬到床上蒙头睡觉。这时，观众们在银幕上看到，老赵的一双脚仍然伸在被子外面，它们正在奋力挣脱一双破旧肮脏的皮鞋，然后舒舒服服地缩到被窝里去……。与老赵这一角色相比，《马路天使》中的青年吹鼓手小陈似乎就离赵丹自己更远一些。这反倒迫使他沉下心来去揣摩角色的性格，尽量从生活中去寻找表演的依据。朦胧中，赵丹仿佛开始感受到如何用自己的灵魂去触及角色的内心世界。尽管这里还谈不上有什么高深的演技，但赵丹毕竟用自己青春逼人的气质和形象赋予了角色一股挥之不去的现实质感。在今天看来，也许正是这种朴素的、自发的现实主义，才最鲜明地体现出这一角色的潜在美学和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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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的上海，已是一个规模初具的国际型现代都市。如果说，生活在这一都市空间的人们，曾以各自殊异其趣的人生境遇经历着一种都市“现代性”的话。那么，《十字街头》与《马路天使》两部影片正好以其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为人们提供了一份可信的关于这种“现代性”的感性佐证。从赵丹那一个个朴素、本色的银幕形象中，我们不难捕捉到在20世纪文化史中颇富意味的“现代化”过程，对于都市中下层青年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所形成的冲击和影响，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文化、政治、伦理、情感等众多人文信息。于是，赵丹的银幕形象便获得了一层丰厚的文化史意义，使得今人有机会通过他的银幕形象，去触摸那个时代的生命律动。
即使单纯从中国电影史的角度看，这两部影片也同样占有显著的地位。因为在三十年代初，直到左翼电影人将西方现实主义美学引入民族电影创作领域以后，中国电影才真正开始融入了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当中。但是起初，这种融入还很难与中下层市民进行有效的交流和对话，尤其是与普通观众的日常生活与世俗经验多少还显得有些脱节。而《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则不同，它们率先将镜头对准了都市平民的市井生活，率先用一种带有轻喜剧风格，且通俗易懂的影像叙事，将现实主义艺术的巨大魅力传播到观众中间。因此，这两部影片就不仅在美学上超越了此前中国电影的传统，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超越了西方现实主义电影的已有美学高度。而赵丹那清新自然、朴素本色的表演，正与影片的现实主义风格达成了高度统一，或者换言之，影片的现实主义风格很大程度上是在赵丹的本色表演中得到了实现和强化。

　　　　二、自觉的灵魂 写实主义追求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赵丹从上海经武汉来到了重庆，沿途所见所闻令长期生活在十里洋场的赵丹感慨良多，这为他在艺术上成为一个更为自觉、更为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奠定了基础。在重庆的时候，赵丹首次接触到前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现实主义表演理论，遂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了不少学习和研究。然而，真正让赵丹从艺术天空中回到惨淡现实中的，还是此后他在新疆所遭遇的五年牢狱之苦。这让他对无常的人生和不居的世事有了更为深切的体悟。可以说，此时的赵丹既具备了较高的表演理论素养，又对现实有了一层更为通透的把握，再加上他那原本敏锐灵动的艺术天性，因而这一时期他的演技得以迈向更高境界，也就成了一种顺理成章和水到渠成的事情。

抗战胜利后，赵丹回到上海，相继在《遥远的爱》、《幸福狂想曲》和《丽人行》等影片中担任主要角色，使他有机会将多年研习斯坦尼体系的心得，以及新近对社会与人生的参悟加以融会贯通，因而在表演风格上比较彻底地超越了早期的朴素和本色，向着严格的、自觉的现实主义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最能体现他这一时期表演风格的，当属1949年在影片《乌鸦与麻雀》中饰演的“小广播”这一角色。
 
“小广播”肖老板是一个典型的下层小市民形象。在溃败前夕的国统区，他与家人、邻里一道承受着大萧条所带来的生活重压。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始终自作聪明，目光短浅，乐此不疲地在邻里中“广播”各种道听途说；虽然挣扎在社会底层，命如草芥，却又善于用自我解嘲来苦中作乐；他既外强中干却又野心勃勃，梦想趁着乱世大捞一把，却最终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无疑，这是一个具有深刻悲剧意味的喜剧人物，真实地再现出那个时代社会下层市民的呻吟和挣扎、幻想和觉悟。而赵丹自身的生活境遇虽与肖老板不尽相同，但有许多关于现实困厄与人生悖谬生命体验，却能在这一人物的精神世界中找到共鸣。这为他深入把握角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使他能够融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亲历与分享他的每一个幻想和每一次失落。赵丹曾说：“我演小广播，自我感很强，站着是小广播，坐着也是小广播，穿长袍是小广播，戴法国帽也是小广播。我好像真正得到了自由，和角色融合为一体。”

影片中有一场戏，最能展示赵丹在“体验”中“体现”角色的表演心得：肖老板坐在破躺椅上来回晃荡，一边呷着老酒，吃着花生米，一边嘴里念念有词，盘算着如何拿现钞去轧金条，再拿金条去顶房子，仿佛一切都成了他的囊中之物。这时，偏偏躺椅不堪他的得意忘形，在“吱嘎”一声响动中轰然解体，肖老板的黄粱美梦也随之烟消云散。在这幕场景中，赵丹完全沉浸在人物自我陶醉的规定情景当中，举手投足间都透露出人物性格的深刻悲凉，然而它的银幕效果却又带有强烈的喜剧色彩。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此刻的赵丹已然与肖老板融为一体，甚而连观众也似乎忘记这是在看一部电影。他们在散场后能够透过人物的悲喜命运，想象自身的生存境遇，从而使他们在不公平的社会缝隙中，重新思索人生的意义。这也正是现实主义艺术的魅力所在。

与赵丹早期一系列本色朴实的银幕人物形象相比，“小广播”这一角色无疑具有更为卓越的美学价值。因为在这个角色身上，赵丹所投注的不仅仅是对现实人生的外部模仿和逼真再现，而是将自身十年来对生命的感悟、对社会的认识自觉铭刻进了角色的灵魂当中。因而这一角色身上体现出的就不再单纯是对世俗人生的一种表象还原，而是一种深入骨髓、进逼灵魂的“心灵写实”。如果没有艺术家与普通百姓感同身受、沉浮与共的现实体验，如果没有艺术家与国家民族前途风雨同舟的社会责任感，那么，即使再了不起的天才也无法达到这种崇高的艺术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时代滋养并造就了赵丹，而赵丹则以一位艺术家的不懈努力，以一系列体现丰厚文化价值的艺术创造，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电影艺术成长的参与者与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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