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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认同与香港电影中的“北佬”形象(1)(3)

2013-11-14 01:24
导读:这种移民记忆在1996年出品的影片《甜蜜蜜》中体现得最为典型。剧中女主人公(张曼玉饰)也是来自内地的移民,她代表那些在香港无法获得合法命名和
这种移民记忆在1996年出品的影片《甜蜜蜜》中体现得最为典型。剧中女主人公(张曼玉饰)也是来自内地的移民,她代表那些在香港无法获得合法命名和身份的边缘群落。实际上,香港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移民化的社会,移民身份认同是香港认同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要想了解香港的身份认同,就必须首先考察移民的认同。在有些学者看来,移民的身份认同尤其具有一种复数性(plurality)(18),它既指向移民的身世背景和来源地文化,也指向移民对当下的融入,因此,移民身份认同远比一般人更为矛盾、含混。这类主题恰恰在“九七”前后出品的影片中被反复表现,暗示这一时期香港身份认同危机的加剧。
  移民角色大多具有草根性,一般混迹于市井底层,不再具有“跛豪”、“大圈仔”、“表姐”那样的传奇履历和英雄(或反英雄)面向,在视觉外观上也不像前述的内地角色那样具有夸张的异己感,而几乎与香港本地市民了无差别,也就是说,他们身上的“他者性”并不是来自人物外部的视觉造型形态,而更多地是出于一种隐形的文化血脉。对香港而言,这类角色既是自我又是他者。在他们身上,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往往建立在“当下”与“过去”的时间维度上。要么以当下为我,过去为他;要么以当下为他,过去为我;要么采取两者兼有的混合方式,将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作为角色人格分裂的文化根源之一。这似乎是香港无法回避的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命题。每一个他者又都是一面镜子,让香港人从中看到了自己犹如移民/他者一样的孤独和无助。这或许是因为移民身份唤醒了香港人内心深处的飘零感,逼迫他们不得不去面对自我身份即将丧失的危机。
  
  四、温情、自省与柔性他者
  
  在80、90年代的香港影片中,更多“北佬”与“北姑”角色甚至是一些连名字也没有的“景片”式人物,他们只在影片的某些局部场景一闪而过,对于叙事来说无足轻重,只是充当供人取笑和嘲弄的辅料。这些角色通常异己感较为明显,人物性格显得空洞、苍白、僵化,是对内地人的一种极端他者化呈现。也有一些影片恰好与此相反。这些影片中的“北佬”和“北姑”不再居于蝇营狗苟、低俗平庸的反派位置,而是摇身变为代表中国传统伦理价值,具有一种温情而诗意的柔性外观。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出品于1992年的《伙头福星》便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北佬社区”。影片以香港著名贫民社区太平巷为故事场景,剧情中那座兀立的危楼为人们营造了一个“都市里的乡村”景象,将它自身与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香港区隔开来,成为一处他者聚集的象征性场所。那里面居住着一群贫穷而和睦的底层市民,场面外观与人物关系设置都能让人联想到内地出品于60年代的喜剧影片《七十二家房客》。影片中的波叔(吴孟达饰)、天津婆等人物个个都具有清晰的“北佬”身份,显示这里是一处被香港遗忘、摒弃的“移民社区”。剧情中,男主人公(黎明饰)因与身为商界巨富的父亲关系不和,偶然流落至此,被好心的波叔收留,并与波叔的女儿遭遇了一段爱情奇遇。富家公子误入“北佬”社区的剧情,隐喻着现实香港与中国传统社区生活的不期而遇。一面是尔虞我诈、惟利是图的主流社会,一面是邻里和睦、欢声笑语的社区大家庭。显然,男主人公在这里找到了香港业已丧失的某些传统价值。
 相对于现代化了的香港城市居民,影片中那些拉京胡、唱京戏、说天津话、耍杂技的“北佬”们,在视觉上依然不改他者的面目,但他们却又被赋予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美好品格。但来自主流社会的地产商欲强行收购“北佬”赖以遮风避雨的危楼,“北佬”在呼天不应的情况下,不得已拿起传统温情主义和集体主义武器来奋力与之抗争。其中,来自北京的元彪为了实现个人理想,经不住发财的诱惑,一度想脱离这个社区,但在亲情、道义的召唤下最终浪子回头。剧情结尾,危楼里的居民虽然未能幸免于被拆迁的命运,但传统社区亲如一家的邻里关系却在乔迁新居后的旧街坊中传承下去。这仿佛隐喻着“北佬社区”所代表的传统社区价值对香港主流社会的融入,以及主流社会对“北佬社区”的接纳和认同。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伙头福星》虽是一部极为普通的商业片,它并不缺乏喜剧的打闹与戏谑场面,却也能在影片中看到一种香港电影并不多见的自省和批判。作为现代都市的香港,充斥着拜金主义和寡淡人情,而代表中国传统价值的“北佬社区”却显得敦厚和谐、温情脉脉。两者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在影片将“北佬社区”他者化的同时,却又尝试着在它那里获得某种精神慰藉。这种情况显示了香港身份认同的双边性特征。也就是说,作者一方面认同了香港,但又对它的内在匮乏进行否定和批判;另一方面他拒斥了他者,但又对它所代表的传统价值不无向往与褒扬。与此前我们所讨论过的极端化的他者相比,显然,这种批判视角的融入,使得影片无论对自我抑或他者的呈现,都更富于一种理性与宽容的态度。
  
  五、结语
  
  我们在考察香港电影他者化策略与身份认同变迁时,并未特别强调它们与香港社会历史发展的对应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关系是可以忽略的。相反,在两者之间分明存在某种清晰易辨的因果互动。当20世纪60年代《南北和》开始对内地人进行他者化表述之时,显然不应忽视一个与此相关的事实,那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内地“大跃进”和饥荒所导致一场大规模“逃港事件”(19)。显然,类似事件会极大地改变、重塑、乃至扭曲香港人对内地的文化想象,这也是导致香港电影对内地他者化的历史与社会根源之一。此外,本文对可能影响他者叙事外观的一些客观因素,诸如香港电影条例等也未作涉及。实际上,这方面的影响也是存在的。香港学者就曾经谈到,某些影片在塑造内地他者的时候,由于违反香港电影条例中有关“不可妨碍与临近地区的良好关系”的规定而受到禁映处罚的案例(20)。再如,2003年CEPA以后,由于港片更加依赖内地市场,就不可能再像此前的一些影片那样,毫不顾忌内地观众的心理感受,一味将他者化策略发挥到极致。这样的客观因素,皆是影响他者塑造以及香港自我呈现的必要考量。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才最终导致他者化策略种种变局的出现。这就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及的问题。类似《宝贝计划》中高圆圆那样的“天使化”的他者,总体来说在近年来香港电影中有明显的增多趋势。这除了折射出香港与内地关系的“回暖”,以及香港对内地想象日趋理性化的大趋势外,恐怕更主要的还要归结到审查、发行、市场等外部政治、经济条件的影响。本文有意避开这些问题,而将重点放在对他者化策略的一些内在差异之上,并以此构成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观察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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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看到“天使化”的内地人形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港片中时,又不免会产生出这样一个疑问:随着两地关系的日益密切,在香港的文化代现中,内地的异己感是否会逐渐淡化、乃至最终消失?这种消失是否会影响到未来香港文化的个性塑造?列维·斯特劳斯曾感叹于人类早先的“地方主义”是如何创造了“有意义的美学和精神价值”,但是随着科技、交通、文化交往的进步,人类族群间的接触越来越趋向频繁和密集。在斯特劳斯看来,这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未必是一件好事。他认为,在文化之间有必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分歧,因为这是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不可或缺的前提之一(21)。如果用这种观点来考察香港和内地文化关系的未来走向,恐怕两者彼此保持适当的异己感还是有其必要的。只不过,这种异己感塑造的也许不再是一种政治、国族意义上的他者,而是处于同一民族共同体当中,一个具有地域和文化独特性指涉的“内部他者”。这个他者也不再以排斥“非我族类”为己任,而是致力于在“我”与“他”之间建立一种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和谐双赢的良性互动关系。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电影报》2007年6月28日第13版。
  ②罗卡、吴昊、卓伯棠:《香港电影类型论》,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页,第156页。
  ③该词中文意义有“表现”、“代表”、“再现”等多种译法,本文采用华裔学者纪一新(Robert Chi)的“代现”这一综合译法。参见纪一新《大陆电影中的台湾》,载《中外文学》第34卷,2006年第11期。
  ④从电影历史研究的立场,本文只涉及“九七”前的部分港产影片,对“九七”后的情形暂不展开讨论,但会涉及一些内容相关的影片。
  ⑤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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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⑦中国内地与香港的边界于1951年6月16日关闭,从此阻绝了两地居民的自由交往。
  ⑧参见卓伯棠《香港新浪潮电影》,天地图书2003年版,第8页。
  ⑨广州、汕头至香港的水陆客运交通分别于1978年底与1980年初开通。1980年6月起,上海、北京、杭州、广州至香港的民航航班相继开通。1981年12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入境出境人员管理办法》,标志内地对香港的全面开放。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上)第181页、(下)第210页。
  ⑩1980年7月,国务院出台文件,要求海关工商税务等机关加大对港澳台同胞进口物品的管理,以制止可能扰乱内地经济秩序的“走私”、“投机倒把”等违法乱纪行为。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上),第258页。
  (11)赵稀方:《小说香港》,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5页。
  (12)据统计,1981—1986年是香港移民海外的高峰时段,移民量为每年平均2万余人。数据参见http://news.sina.com.cn/c/p/20070611/025611995449s.shtml;据另一项统计,香港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最低值出现在1994年,为24.2%。比1985年的36.2%低12个点,比1996年的48%低23.8点。数据参见http://www2.hkedcity.net/citizen_files/aa/bs/fy1379/public_html/gru0412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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