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本尼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3)
2014-07-09 01:38
导读：文化领导权的关键在于知识分子，这是在当代社会和文化制度下争取文化领导权的主体。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托尼·本尼特谈到，大量对于知识分子角色的
文化领导权的关键在于知识分子，这是在当代社会和文化制度下争取文化领导权的主体。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托尼·本尼特谈到，大量对于知识分子角色的理论概括来自于浪漫主义时期而不是来自当代的知识分子生活模式，知识分子习惯于把自己看作站在与权力对抗的立场上，“向权力说真话”的人（萨义德语）。托尼·本尼特认为，这种知识分子 / 国家权力的对立模式无法解释当代西方社会中当代知识分子角色类型的变化，以及他们与政府、社会的复杂关系。在今天，知识分子已经不是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主整体，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应当只是政府的奴仆，知识分子当然需要独立的研究空间。但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空间与批判舞台并非与政府完全无关。知识分子既应该促成政府提高对文化的投入和支持，因为政府是唯一有能力代表普遍利益而行动的行为者，同时又要坚持知识分子的权力和立场，这事实上是他们的义务，因为当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学会使用政府为其担保的反对政府的自由”的时候，必须独立于政府之外。1998年出版的《文化：改革者的科学》，2001年出版的《区分多样性：文化政策与文化多样性》，2002年出版的《福柯：文化研究与政府性》等专著中托尼·本尼特都坚持了这种观点。在关于文化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中，托尼·本尼特关于文化的复杂机制、政府的管理机制与知识分子的作用等问题的研究不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而是注重从实践的层面，结合具体的文化政策和研究个案来阐释自己的观点，显得非常有说服力。
托尼·本尼特关于政府管理机制的复杂性研究来自于米歇尔·福柯的研究。福柯跳出了阿尔都塞理论主义的框框，从经验的角度研究和发展了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使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得以历史化和学科化。托尼·本尼特的重要贡献在于把福柯关于主体性的研究，关于政府管理机制复杂性的研究运用于文学、艺术有关问题的研究中来，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空间和学术视野，也为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当代文化论争和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在近年来的研究中，托尼·本尼特注意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和实践型的知识分子。对立性的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一以贯之的基本学术立场，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基本武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文化的不合理性，以此来激发和唤起现实生活中个体的启蒙意识。正如托尼·本尼特在《批评的幻象》等论文中指出的，这种批判型知识分子由于丧失了在现实中找到建设性文化动因的能力，其激进的批判姿态并没有真正解决现实中的问题② 。米歇尔·福柯关于政府管理机制性的研究以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多元决定”的理论为基础，在历史和现实的具体关系中分析和论证了“政府为其担保的反对政府的自由”的空间和可能性。福柯认为学会并且善于利用这种自由的知识分子才是在当代社会生活条件下真正的知识分子，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托尼·本尼特所说的“实践型知识分子”，他们用现实所提供的条件，根据技术发展和文化发展的规律来推动文化领导权的社会主义转型。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我认为，托尼·本尼特本人以及英国文化研究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例如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霍尔以及伊格尔顿等就是这种“实践型知识分子”的代表。英国的文化研究起源于大学精英教育体制之外的成人教育，一直与英国工人阶级以及被压迫的阶层保持着某种密切的联系。托尼·本尼特本人最初的工作也是成人教育。结合当代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审美经验来说明大众文化的复杂性及其复杂功能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目标，努力阐明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贯穿到当代文学、艺术、文化现象的理论阐释中去，是托尼·本尼特始终坚持不变的理论目标。他所领导的“社会与文化变迁研究中心”（RESRC）③是由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资助的大型国际性研究中心，也是英国第一个对文化变迁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含义进行广泛而集中研究的大型研究中心。该中心目前主要在“文化经济学”、“传媒、文化与经济变化”、“文化、统治与公民”、“文化价值与政治”、“定性研究与文化统计学”等几个方向上展开研究。托尼·本尼特自己的研究兴趣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