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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本尼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2014-07-09 01:38 托尼·本尼特是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性人物。近年来，随着国内对文化研究的引入和展开，托尼·本尼特的研究也逐渐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据我所知，托尼·本尼特与格罗斯博格(Lawrence Grossberg)共同主编的《新关键词——重新修订的关于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表》、托尼的早期代表作《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九十年代的代表作《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和政治》都在译介过程中。托尼·本尼特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他对文化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我看来，托尼·本尼特的学术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等文化的社会作用，对于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都作出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和贡献，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理念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认真研究的地方。
　　从现象上看，托尼·本尼特的特殊之处首先在于他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角度研究文学问题和艺术现象的。托尼·本尼特1947年出生于英国，大学阶段在牛津大学学习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此后在苏塞克斯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研究生，研究兴趣集中在艺术和文学社会学，博士论文主要研究乔治·卢卡契的思想，特别是卢卡契关于现实主义的思想和阶级意识的概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托尼·本尼特开始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工作，并在那里结识了英国文化研究的第一代著名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和爱德华·汤普森。1975年转入开放大学工作，任讲师并于1978年开始负责开设开放大学的“大众文化”课程，由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托尼的成名作《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出版于1979年，是继特里·伊格尔顿的《批评与意识形态》(1976年)之后在英国学术界出版的受路易·阿尔都塞影响的重要学术著作。《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从美学的角度思考和回应了路易·阿尔都塞所提出的著名问题：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托尼·本尼特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实质上不同于俄国形式主义和各种后康德式美学的思想和理论，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理论上的对立。马克思主义要求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和理解文学、艺术等重要的文化现象，而形式主义美学为了强调文学性的重要性而主张割断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的丰富联系，仅仅从自律性的形式层面分析文学艺术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形式主义和各种后康德式美学不可能真正说明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以及文学艺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如果仅仅看到文学艺术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现象，是受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和规律制约的，拒绝从形式的角度进入对文学艺术问题的研究，那么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自己的“美学”。与皮埃尔·马歇雷、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特里·伊格尔顿等阿尔都塞学派的美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所不同之处在于，作为社会学家的托尼·本尼特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社会统计学等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研究阿尔都塞所提出的美学问题，注重从文化的复杂性，文化的“多元决定”关系，现代文学艺术与现代政府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复杂关系等方面社会地和历史地研究文学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发展了不同于前者的另外一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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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托尼·本尼特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通俗小说》一文，分析了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研究和分析通俗小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显示了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这个维度去分析和说明文学现象并从中提出社会问题的理论特点。该文批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批判理论传统，这种理论把通俗文学简单地看作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体现，因而事实上拒绝了对通俗文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批评内部（或它在处理这个范畴时所使用的语言）对通俗文学的忽视不光是马克思主义批评本身的遗憾，也不光是政治的遗憾，而且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工程的错误理解，结果损害了构想和进行经典化文本（这种文本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纵横驰骋的领地）研究的方式。”① 托尼的观点现在看来无疑是正确的，因而有必要另辟蹊径，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去研究和说明大众文学的理论特质及其现实意义。1987年出版的托尼·本尼特与珍妮·沃考特合作的专著《邦德及其超越》可以看作托尼·本尼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研究通俗小说和大众文化的一个成功例证。该书有力地证明了在英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冷战英雄”007（邦德）形象是怎样被社会地生产出来的。托尼·本尼特指出，邦德不是在一部小说或电影中构建出来的，而是在形形色色的与邦德有关的文本（如人物访谈、作家和不同邦德演员的传记、传闻轶事等）和各种文本之间的关系中构建起来的，所以阅读邦德不是只阅读被视为自律的文学文本，而应该通过小说、电影以及其他邦德文本来感受和体验这些文本所构成的复杂的互文性关系，这种互文关系被变化着的社会关系及意识形态影响着，在现实中发挥着复杂多样的社会作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任务正是分析这种作用。托尼·本尼特认为，大众文化并不简单地是一个消极的和否定的现象，而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拒绝和否定大众文化，而在于真正理解它的复杂性及变化的规律，从中找到通过阐释大众文化而认识现代社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