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释宪的权力控制——一种诠释学的诠释(1)(4)

[2] 参见前引[1]，加达默尔书，第100页。

[3] 参见前引[1]，加达默尔书，编者导言第2－3页。

[4] 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页。

[5] 参见前引[1]，加达默尔书，第64页。

[6] 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下），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1页至第974页。

[7] 参见前引[1]，加达默尔书，第61页。

[8] 参见前引[6]，刘放桐等书，第946页。

[9] 参见前引[4]，洪汉鼎书，第216页。

[10] 参见荆知仁：《宪法生长与宪法变迁》，台湾正中书局1980年版，第455页，第451页。

[11] 参见前引[4]，洪汉鼎书，第204页。

[12] 参见[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册，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57页以下。

[13] 参见前引[4]，洪汉鼎书，第224页。

[14] 吴庚：《宪法的解释与适用》，台湾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440页。

[15] 参见前引[4]，洪汉鼎书，第230页。

[16] 参见前引[4]，洪汉鼎书，前言第5页。

[17] 张翔：《美国宪法解释理论中的原旨主义》，《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18] 有关历史解释方法的观点，参考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台湾三民书局2001年版，第149页。

[19] [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20] 参见前引[12]，加达默尔书，第305页。

[21] 参见前引[4]，洪汉鼎书，第238页至第240页。

[22] [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田时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23] 参见前引[1]，加达默尔书，编者导言第16页。

[24] 张文贞：《中断的宪法对话：宪法解释在宪法变迁脉络的定位》，《台大法学论丛》第32卷第6期。

[25] 这种代际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也会反映到现实的权力载体活动中，亦是通过释宪进行权力控制的途径之一，详见本文三（一）。

[26] 参见前引[14]，吴庚书，第504页，但是这一观点在宪法解释学的诸理论中目前并不占据通说地位。原因可能是加氏关注的并非方法论意义的诠释学。在方法论者看来，理解是适用的手段，所以对于理解、解释、适用的三位一体的哲学诠释学作了去哲学化的处理。参见前引14，吴庚书，第505页。

[27] 参见前引[10]，荆知仁书，第445页

[28] 参见前引[1]，加达默尔书，第7页。

[29] 参见黄舒芃：《宪法解释的“法适用”性格》，《政大法学评论》2004年第81期。

[30] 参见前引[4]，洪汉鼎书，第204页。

[31] 殷鼎：《理解的命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85页。

[32] 前者是指符号的使用，后者是意指符号所表达出的对象，由符号组成的一个词句，可以是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也可以是有意义的表达。参见前引31，殷鼎书，第182页。

[33] 参见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6页。

[34] 前引[10]，荆知仁书，第439页。

[35] 前引[12]，加达默尔书，第480页。

[36] 参见前引[1]，加达默尔书，编者导言第13页。

[37] 苏永钦教授即认为，越来越多的解释方法可能只是让法官有更大的游移空间。参见苏永钦：《结果取向的宪法解释》，载《合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际》，月旦1994年版。另可参见杨智杰：《建构大法官实际决策行为模型》，《政大法学评论》2004年第81期。

[38] 参见前引[25]，张文贞文。

[39] [美]阿克曼：《我们人民：宪法的根基》，孙力、张朝霞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至第224页。

[40] 参见前引[12]，加达默尔书，第395页以下，第480页。

[41] 参见前引[1]，加达默尔书，编者导言第10页。

[42] 参见前引[4]，洪汉鼎书，第236页，前引18，吴庚书，第458页以下。

[43] 参见黄昭元：《司法违宪审查的正当性争议》，《台大法学论丛》2003年第6期。

[44] 所谓衡量性解释乃是针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构成性解释而言，后者并不在于对其他事物进行价值判断，而仅在于获得必要的合法性基础，而后者则将解释的结果作为评判其他事物的标准。

[45] 很巧的是，德沃金将这位超人法官命名为赫尔姆斯，即负责在神与人之间传递信息的天使，一般认为他的名字是诠释学的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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